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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胡适有一首诗《有感》，结语是“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那天的日记中称“忽然想做诗纪一件事”。三十多年后，又自己加注说是纪清宣统帝。这是徐志摩所说应该注意的那一类诗了。的确，在胡家住过几年的乡亲石原皋即直指此诗是为曹珮声所做。无论为谁所做，少年要冲破的，是千年的礼教。1936年胡适做有一首《无心肝的月亮》，自述是取明人小说中“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的意思。周策纵先生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两句诗，本是《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写女子企图私奔的故事。周先生确是胡适诗的真正解人，他虽不知胡适那段时间颇涉一些情缘，仍看出胡适《无心肝的月亮》所写的主角“对感情压抑得很厉害”。[45]胡适在诗中自白道：“孩子，你要可怜他，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那年曹珮声恰从美国归国，此诗大约不是为珮声而作，却表述着某种持续的无奈——礼教虽然锁不住少年的心，少年也终于跳不出他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胡、江、曹三人，其实不也都是殉道的牺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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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趋新进程中，胡适自“暴得大名”后不过数年，即因其“好邀众誉”，且“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而被许多人视为落伍，后来更因参加善后会议而被认为是认同于北洋政府。重要的是，说胡适落伍不只是激进派的看法，曾任北洋政府部长、比胡适还更“落伍”的汤尔和，也认为胡适那几年“论入老朽，非复当年”。[46]而且，因为哲学史有点写不下去，谈政治又谈到“向壁”的地步，胡适在一定程度上也真是不知何去何从。一向不习惯寂寞和闲散的胡适，在那段时间里确有点像他1923年在索克思家养病时所说，是“寂寞和闲散同时来”，对他来说，那的确“是很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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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胡适的落伍其实是吃了朋友的亏。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第二天，石原皋本人在胡适家听到王世杰大骂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有意叫学生去送死”，而学生则真是受骗送死。胡适听了一言不发。[47]可知当日“英美派”心中的确有此认知。但此话在家骂是可以的，一公开发表，客观上就是为杀人的军阀政府开脱，所以鲁迅等就不能不出来说话了。而《现代评论》派在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也就要大降。胡适既然一言不发，对此也许还有点保留，但一般的认知，他当然是《现代评论》派的，所以他也只能跟着“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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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伐时，胡适明确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这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48]本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其思想以外的最主要的社会原因就在有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今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有些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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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士人在激进的大潮流下，许多人的思想可以说是数年一变，速者一年数变。因为“潮流”本身变得太快，不如此即赶不上“潮流”。而由于思想的追随者有意无意间渐据主动地位，立说者要跟上“潮流”，实际上就必须跟着听众变。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是，这些“曾开风气人”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落伍”，因而必须“跟着少年人跑”。胡适就认为，梁启超和章士钊都曾不甘心，梁“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章则不然，他是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所以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做首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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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初世风的转变太快，梁启超个人的转变可谓快而频，仍跟不上，在壮年即不得不“功成身退”，不再占据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跟了而没跟上，那不跟着少年跑的章士钊就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其实，钱基博认为，梁启超虽乐于引胡适之说以自张，但他“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50]这就提示了一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在“跟着少年跑”已成时代风尚的语境下，要想“调节其横流”，也必须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既然先有了要想“调节其横流”之心，往往也就只能得一个跟而跟不上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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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后来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说，胡适与梁启超一样，对时代也是“惟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前面说过，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部分是因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曾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少年跑”，但他与梁启超一样，又不时“思调节其横流”。唯一存“调节”之意，就不仅“调节”未必能成功，自己也可能因跟不上而“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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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自己也清楚这一点。1936年周作人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胡适立即“抗议”说：“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要对他们说我的话。”[51]胡适之所以不能抓住青年，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跟着跑时总思有所调节。虽然抓不住，却不肯放弃，还是要抓，这是胡适的老实话。因为他深知五四运动后，学生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有力量有用处的新成分”，各派力量都在努力争取。胡适自己当然不能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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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曾说，“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大的变动”。因为他“享有盛名”，要他“不知老之将至，而向后辈不断跟进，是做不到的”。这个说法恐怕只看到钱币的一面。晚年的胡适有时确有“返老还童”之状，如民族主义情绪较强，略近于他留学之前的心态。这或者给人以长期不变的印象。其实胡适的老朋友任鸿隽就认为胡适“最能意外出奇，使人惊喜”。[52]“最能”者，其转变自非一两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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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同辈人一样，胡适也不断在变，以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同样，他也的确是一直努力向学生辈不断跟进，只是不愿挂在口头上。可以看出，在这一般认为他“落伍”的时间里，胡适对他“暴得大名”之后的去从，是有所反思，有所斟酌，也有所计划，有所调整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胡适向学生辈跟进的调整幅度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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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这一周》（1921年11月1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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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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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书信选》中册，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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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出的此文附在胡适日记，1923年的“山中杂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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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41、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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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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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谈话录》，第48页；唐德刚：《胡适杂忆》，夏志清序，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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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日记，1914年1月28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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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谈话录》，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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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98—19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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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4日；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第116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3，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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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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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谈话录》，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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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4日；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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