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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别转引自颜非《胡适与徽州文化》，收在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第92页；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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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四十自述》，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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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收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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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张奚若致某人（残信）》（约1920年），《书信选》下册，第516—517页；《钱玄同致胡适》（1919年2月）、《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书信选》上册，第25、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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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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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梁叔莹：《思想上的新时代》，《晨报副刊》1927年2月14日，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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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64—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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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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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书信选》中册，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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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口述自传》，第80页注22、第130—33页注2；《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书信选》上册，第4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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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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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胡适自己在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1]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为依据，而其中区分的要点，就是曾对西方自由主义造成困扰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很能反映立说者当时之所思所虑。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同一时段的思想发展，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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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及前后的一两年，确实是中国思想的转变时期。胡适那时也正在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五四运动后学生辈中多数人显然是向着集团主义在走，胡适有意无意间也在不断跟进。他开始赞扬王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1922年，还略早于其自划的分界线。此后胡适的思想在这一路向上走得越来越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对新俄和社会主义的向往。对一个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的人来说，这个步子迈得好像很大，也显得太突然，其实这应该是他经过反思和斟酌的谋定而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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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胡适的步子也是随着中国形势的演变一步步逐渐迈出的。但正像他当年“暴得大名”是因其填补了中国思想界典范危机的空白一样，胡适这次谋定而后动的整体转变幅度虽大，每一步迈得却不算大，而他变化的速度又未必赶得上中国激进化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往激进方向去的领导空间已被新文化诸人中的“急进派”捷足先占了，则胡适所能做的只是认同于既存的集团主义势力。在胡适个人，步子或已迈到最大，而在许多激进的青年看来，则或许还不够“时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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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因此，在当时及以后，胡适的调整和转变都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然而像胡适这样一个已确立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能往这个方向努力，固然受到激进世风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在此进展中，深受外在大趋势影响的胡适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要了解胡适赞颂新俄与社会主义的个人心路，还要回头看看中国当时的思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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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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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动“面向西方”以来，最初提出来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与俄国。因为这两国的情形究竟比欧美更接近中国。中日有所谓“同文同种”之说，情形相近是无需说的。中俄相近，也是时人的认知。胡适在1911年“观演俄剧‘Inspector-General’［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就大有中俄如“鲁、卫之政兄弟也”之感。可知在胡适心目中，中俄政治情形至少在负面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2]日本在“二十一条”之后已无人主张再学，俄国却并未排除在可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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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给中国人印象颇深（中国人当时并不一定将俄国两次革命区别看待，后来才渐有区分）。俄国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适的注意。他推测，“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张奚若即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的和议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机会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从容实施”，这将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学上一大‘尝试’，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气也”。如果说这些年轻人还算是激进派，则温和稳健之老一辈如黄炎培也主张中国人应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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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激进趋新的中国士人要学“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国，似乎还未达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陈独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样”。那时陈独秀与胡适思想接近，他所说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华演讲而发，故实指的是美国。这正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在华影响上升的巅峰。特别是威尔逊在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甚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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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宁也在基本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思想。一次大战时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学民初人将世界也划分新旧，则至少在国际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属新的一边。张奚若就提醒胡适说，《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4]但在新派范围之内，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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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由美往俄的转移进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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