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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本是社会学的鼻祖，研究的是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可他同时又坚守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并且以新出的达尔文进化学说为支援，为一种可说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概念论证辩护。既然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则欲以国家方面的蓄意行动来达到社会目标不仅不必要，而且是自毁性质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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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斯宾塞对立面的是格林。格林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引入自由主义。他颇受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认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恰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故每一个人都应与他人一起造成一种包括自身和他人利益的“共善”（common good），而政府就应代表这种共同的道德意志。但是格林也坚决反对任何强制性和剥夺性的政府手段，仍坚守自由主义的基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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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彼时英国自由主义的分歧和路数。穆勒居中，两边是维持传统的斯宾塞和向福利国家路径迈进的格林。但是斯氏之必须用新学说来维系旧传统已很能说明经济放任自由主义的危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也渐成显学；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更有取代自由主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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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亦是词义纷繁概念极难界定，其流派之多恐怕更在自由主义之上。但19世纪英文中社会主义的政治涵义大致有颇不相同的两大类：一是将社会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体系的简单表述，一是着重区分于个人的，特别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前者主张社会改革、社会秩序、确立和扩展政治自由、强调社会正义（即平等），要终止过去的不平等和特权等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相通，故有人亦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继续。为行文简便，且称其为社会主义甲。后者则与个人主义形式的社会理论对立竞争，主张真正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主要指社会秩序而非平等）在生产方式私有制之下均不可能达到，只有在社会公有和社会控制取代私有制之后才可能实现。为行文简便，暂称其为社会主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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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各种称为社会主义运动者多为甲的不同侧面，所以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理论，反而是达成自由主义目标所必须的。如费边主义者即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理想的经济侧面”（萧伯纳语）。因为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也含有抗议既存政治权威的成分，可说是更早的自由主义的必然延续。只是到了20世纪初，甲乙两派才最后截然分离，乙派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而两派均相互指责对方不是真社会主义。乙派认为甲派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新阶段，故径呼其为自由派；甲派则重视自由主义价值与其社会主义的自然关联，他们认为，乙派既然反对自由主义，就不是真社会主义。在关于甲派与自由主义相关联的认知上，大家其实是相同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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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自身出现危机时，又遇到社会主义从外部的挑战。结果到19、20世纪之际，从穆勒-格林的趋向渐渐发展成一种新自由主义或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的集大成者即是霍布豪斯（Leonard T. Hobhouse）。现代自由主义与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经典派认为是，故主张只有去掉权威才有个人自由；现代派认为不一定，则为了社会自由也必须有社会约束——即国家和法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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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对某一个人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现代自由主义援用边沁以功利为检验标准的取径，允许并主张运用社会集体力量对经济等问题进行人为的调节和干预，以应付因生产社会化造成的社会问题。这种运用公领域干预私领域的主张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到1911年，霍布豪斯在其名著《自由主义》之中更进而提出并论证了“自由社会主义”。霍氏针对“适者生存”的社会观，进一步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一种和缓的集体主义制度，即在保全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或者说是在福利社会中实现个人自由的目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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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豪斯要在英国做的，正是胡适的老师杜威要在美国做的。与霍氏一样，杜威受格林一派自由主义影响甚深，也提倡公领域的干预和控制。[25]不过美国自由主义有与英国很不一样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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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斯密的《原富》同在1776年发表，但《原富》在美国出版已是在十三年之后了。特别是刚独立的美国缺乏资金，不得不一开始就利用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故美国人受经济放任自由主义影响较晚。结果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是以《人权宣言》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主，与经济组织方式联系较少。这一点与英国的经典自由主义有较大的区别。只是到了19世纪初，斯密的《原富》在美国读者渐多，经济放任主义才渐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后来者的地位使经济放任主义在美国处于一种后来居上的争正统的地位，而不像在英国其本身就是正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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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美国基本没有前工业社会的特权阶级，也缺乏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所以自由主义在美国一开始就不仅不具有抗议的性质，而且一直是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关于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有非常精当的分析。他说，美国思想传统的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美国政治传统常是保守的。故美国的“道统”对“政统”始终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道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对政统之保守的一种反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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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其实不过是老自由主义（经典派）换了包装。保守主义之前加的新字固然是迎合美国人典型的喜新厌旧气质，实际也透露出保守主义本身没有多少市场的消息。反过来，正因为保守主义在美国始终未能形成具有批判力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乃不得不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批评。结果造成美国思想界之激进与保守通常不过是以自由主义为中轴的左右摆动。而且到二战后一度出现一种“形左实右”的现象，即新保守主义是求变的（从现状往老自由主义方向变），自称自由主义的反而是保守的（要保持罗斯福新政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占上风的现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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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不得不自我批判这个因素进而造成一种对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认知，即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通常是比现状更偏激进一面。霍夫斯塔特以为“自由主义的”（liberal）在美国的含义即是“大众的、民主的、进步的”。这也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与美国19世纪以来的大众主义（Populism）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血缘关系。故美国自由主义虽然不具先天的抗议性质，其中更“自由化”的一支却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渐与所有具有抗议性的思潮和运动认同，以至于有人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近朱者赤的粉红色思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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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众主义是一种渊源于清教的自耕农理想的“重农”思想，依据新教的平等和互助（博爱）的教义向往一种前工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和社区协作的理想社会。[30]近年的研究表明，同样的新教理想和前工业社会的社区观念正是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31]这样一种兼含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理念乃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甲的又一先天相通之处。特别是在美国，平均地权派（Agrarianism）和经典自由主义均可溯源到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因为杰氏本为平均地权派的鼻祖，后来又接受斯密的放任主义经济学说并大力鼓吹之。1848年美国的《韦氏大字典》就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派使用的新术语，两者间的关联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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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思想界对英国情形所知最悉且追随亦紧，当社会主义在英国渐成显学时，其在美国的影响也日大。我们今日讲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多侧重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面。殊不知其本身也有甚强的正面道义诉求，而这正是它在当时吸引人之处。在进步主义初期的1880年前后，社会主义在美国知识界非常风靡。而且美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的欣赏，不仅因其对工业社会弊病的反应似乎比经典自由主义更切近，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对新教平等博爱道义精神的承接。美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支后来变成基督教社会主义，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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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种种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当英国知识人从自由主义迈向费边社会主义时，美国士人反从社会主义回归自由主义，而形成一种与霍布豪斯十分相似的现代自由主义。美国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一度向往实大大超出我们通常的认知，后来的总统威尔逊在此时即认为：“就基本理论而言，社会主义与民主如果不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基本相同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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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老师杜威即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中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注重社会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期间曾服膺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不过杜威在社会有机论方面比斯氏走得更远。同时杜威更身受1880年前后美国的“返向人民”（Back to the People）运动的直接影响。这实际是个国际性的运动，其主要表现是知识人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霍布豪斯在英国也参与这一运动并曾到民间去组织农业工人。此运动在美国风行时杜威正在密西根大学任教（1884—1894），那时影响杜威最大的是名记者福特（Franklin Ford）。福特特别强调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在福特的感召下，杜威在1892年时曾计划出版一份报纸，专论哲学可运用于社会，并可提供“科学地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此举在当地曾引起轰动，后来报纸未能出版，但杜威本人以后终成为自由派刊物《新共和》的重要撰稿人。而从哲学角度关注社会问题乃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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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美国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实用主义在詹姆士手里并不盛行。更因美国理想主义与清教的联系，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0世纪之交已成学人思想上的重负，颇类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欢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的通行有所妨碍。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盖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即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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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从个人主义向社会问题移动，恰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复苏”同时。[34]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和从纯理论探讨中的解放使美国自由主义者可在讨论解决社会问题时不拘泥于“主义”。另一方面，以功利为检验标准亦可以给国家或公领域的正面干预提供依据。再加上社会主义传承的新教道义感召力，美国自由主义到杜威手里已完成了向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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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杜威等人确实主张一种计划性和社会福利化的制度，因为这既便于管理，也更能加速国家的进步（即对大多数人更具功利）。这种主张有时已超过霍布豪斯的观念而更近于费边社会主义，所以有人也认为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是费边式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从霍布豪斯到费边派都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制度，而杜威等人则主张将一些主要的决策由私领域或党派政治的战场转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国家计划者手中，以设计一套靠税收支持的社会计划来打破贫穷、无知和疾病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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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本无贵族，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正统，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均得以在名大学任教、往来于上流社会之中。所以在看上去较平等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虽然关注大众，却不能认同于大众。反观英国，费边社诸人多是记者文人一类，很难被既存上流社会接纳，于是不得不往权势圈外寻求影响，路数又大不一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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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英美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特别是其在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我们对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向往社会主义，就较易理解了。胡适所服膺的自由主义，正是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式现代自由主义。[36]其与社会主义的容易相通，可从以上讨论略见端倪。但容易相通不必一定相通，胡适本人对社会主义的赞颂和向往，主要还是受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环境及个人的心路取向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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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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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为显学，中外已有众多的研究，本文不能一一申述。前面已提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反传统或反既存权势方面，在英国和中国都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时对英美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其正面的道德诉求。其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从新教平等理想发展出来的经济平等思想，最合于中国传统的均富观念。同时，社会主义强调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干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最快发展这种观念，也极易为贫弱中国的知识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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