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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思想界对英国情形所知最悉且追随亦紧，当社会主义在英国渐成显学时，其在美国的影响也日大。我们今日讲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多侧重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面。殊不知其本身也有甚强的正面道义诉求，而这正是它在当时吸引人之处。在进步主义初期的1880年前后，社会主义在美国知识界非常风靡。而且美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的欣赏，不仅因其对工业社会弊病的反应似乎比经典自由主义更切近，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对新教平等博爱道义精神的承接。美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支后来变成基督教社会主义，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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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种种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当英国知识人从自由主义迈向费边社会主义时，美国士人反从社会主义回归自由主义，而形成一种与霍布豪斯十分相似的现代自由主义。美国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一度向往实大大超出我们通常的认知，后来的总统威尔逊在此时即认为：“就基本理论而言，社会主义与民主如果不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基本相同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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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老师杜威即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中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注重社会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期间曾服膺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不过杜威在社会有机论方面比斯氏走得更远。同时杜威更身受1880年前后美国的“返向人民”（Back to the People）运动的直接影响。这实际是个国际性的运动，其主要表现是知识人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霍布豪斯在英国也参与这一运动并曾到民间去组织农业工人。此运动在美国风行时杜威正在密西根大学任教（1884—1894），那时影响杜威最大的是名记者福特（Franklin Ford）。福特特别强调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在福特的感召下，杜威在1892年时曾计划出版一份报纸，专论哲学可运用于社会，并可提供“科学地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此举在当地曾引起轰动，后来报纸未能出版，但杜威本人以后终成为自由派刊物《新共和》的重要撰稿人。而从哲学角度关注社会问题乃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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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美国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实用主义在詹姆士手里并不盛行。更因美国理想主义与清教的联系，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0世纪之交已成学人思想上的重负，颇类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欢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的通行有所妨碍。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盖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即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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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从个人主义向社会问题移动，恰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复苏”同时。[34]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和从纯理论探讨中的解放使美国自由主义者可在讨论解决社会问题时不拘泥于“主义”。另一方面，以功利为检验标准亦可以给国家或公领域的正面干预提供依据。再加上社会主义传承的新教道义感召力，美国自由主义到杜威手里已完成了向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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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杜威等人确实主张一种计划性和社会福利化的制度，因为这既便于管理，也更能加速国家的进步（即对大多数人更具功利）。这种主张有时已超过霍布豪斯的观念而更近于费边社会主义，所以有人也认为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是费边式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从霍布豪斯到费边派都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制度，而杜威等人则主张将一些主要的决策由私领域或党派政治的战场转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国家计划者手中，以设计一套靠税收支持的社会计划来打破贫穷、无知和疾病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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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本无贵族，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正统，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均得以在名大学任教、往来于上流社会之中。所以在看上去较平等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虽然关注大众，却不能认同于大众。反观英国，费边社诸人多是记者文人一类，很难被既存上流社会接纳，于是不得不往权势圈外寻求影响，路数又大不一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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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英美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特别是其在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我们对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向往社会主义，就较易理解了。胡适所服膺的自由主义，正是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式现代自由主义。[36]其与社会主义的容易相通，可从以上讨论略见端倪。但容易相通不必一定相通，胡适本人对社会主义的赞颂和向往，主要还是受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环境及个人的心路取向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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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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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为显学，中外已有众多的研究，本文不能一一申述。前面已提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反传统或反既存权势方面，在英国和中国都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时对英美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其正面的道德诉求。其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从新教平等理想发展出来的经济平等思想，最合于中国传统的均富观念。同时，社会主义强调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干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最快发展这种观念，也极易为贫弱中国的知识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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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同时还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自民初以来在中国知识人中长期不得人心的状况其实也超出我们一般认知的程度。明清以降，士农工商的分等或早已渐变为士商工农，大量关于商的专书的出现早已不知多少倍于农书。但士对商的轻视仍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均是外来新名词，其与中国传统概念最相近的是商与商人。所以，在士人潜意识那安身立命之处，资本主义可说是先天的不逗人爱。这在前述“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在后来各方的观点都极明确，分歧也凸显出来之后，梁启超在1927年还特别声明：“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37]梁氏这段话，最能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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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不得人心，从反面增加了其批判者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而且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有增无减，也是社会主义能风行的土壤。萧纯锦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愈激烈愈足以耸观听。而愈不近人情，则愈见其为独到者。今日国内之谈社会主义者，即大率类此”。[39]萧氏的观察若去掉其情绪化的部分，大体是可靠的。实际上，如前所述，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除资本主义外的其他各种“主义”，也都甚有活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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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激进化已达一个新的高度。1924年秋江浙战争时，浙江卢永祥在其辖区征收“军需善后米捐”，买卖米均须纳捐。上海市县两商会曾呈请减免，卢氏复电称，军需和民生都应照顾，较次的籼米可以免捐。较好的粳米，则“均为有产阶级所购，区区饷捐，摊之于各人，为数极微”，必须照纳。[40]阶级意识既已见端倪于操生杀大权的军阀，则此时世风之激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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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总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其实试查旧文，则一向冲淡吃苦茶的周作人就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周作人认为“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这当然也包括周氏自己。实际上，周作人根本认为只有“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才不赞成共产主义。[41]周氏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涵盖甚宽，约近于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主义。这个观察大体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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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描述他在中国的见闻时，即说中国的青年及其优秀教师中的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42]罗素接触的人当然有限，其所谓优秀教师者，大约应为多少说点英语之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或者不过是向往而已。但这样的人中若已多数向往社会主义，其余自可想见。实际上中国士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罗素自己也有贡献。周策纵先生注意到罗素在华演讲的中文译稿中对社会主义的赞许与其在别处的英文叙述有些不甚相合，[43]但大多数中国人认知的罗素正是来自那中文的部分。因罗素是梁启超“他们”请来助阵，且常讲中国传统有许多不错的地方，胡适对罗素是不满意的。但罗素对社会主义或更切近中国国情的论述，或者也影响了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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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所服膺的现代自由主义的缘故，胡适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起源相当早。还在1914年7月，他就在美国大选中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演说中看到了“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威尔逊在那时主张“小政府”，让国民自己自由生活（今日已是共和党的主张了）。而罗斯福则要想“以政府为国民之监督，维持左右之，如保赤子”（正类今日民主党的主张）。胡适说，在二者之中，“吾从威氏”。[44]这也是他在那年夏天思想动荡后特别偏向西方而疏离于中国观念的一个表现，因为罗氏的主张显然更接近中国固有的政治观念。而且，按前引他的自我供证，胡适后来至少有二十年是倾向于一种社会主义式的有计划的政治，也就是政府多管事的“大政府”政治。所以胡适在此时大约是在意识的一面从威尔逊，无意识的一面恐怕还是更倾向于罗斯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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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有哈佛留学生对胡适说，救中国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国人不知之。胡适以为，中国之病“不在无自由平等之说，乃在不知此诸字之真谛”。他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胡适不同意人生而自由平等，他认为：“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胡适进而指出：“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因为“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45]这里的表达虽然尚不十分系统化，已是清楚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而其不想拾人唾余走西方老路之意，则已直指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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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7年，胡适曾摘录他致朋友郑莱的信，里面说到要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因为欧战就是人类未能控制民族主义所致。因是摘录，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胡的确切意思，但大致是较机械地运用所谓实验主义，要在实验室里出思想，并在实验室里检验思想。[46]无论对思想进行何种控制，这样的实验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相通的地方显然还多于其与自由主义相通者。当然，这主要是体现了胡适要用“科学”方法来改造社会的杜威式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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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胡适一生，他不但在哲学方法上把握了杜威思想的基本精神，其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改造社会”，即是杜威思路的最亲切体会和运用，而且有时甚至不免用得拘泥。我们试比较前引杜威反空洞理论研究的一段话和大家熟知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时极相似的一段话，其渊源甚明。同样，胡适在他那篇引起争议的《我们走哪条路》中提出的贫穷疾病等中国“五大仇敌”与上述杜威要在美国革除者，又何其相似。但杜威所在的美国社会与胡适所在的中国社会不啻霄壤之别。胡适所说的五敌当然都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可是这背后尚有更大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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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贾祖麟批评胡适对中国人的社会愿望和实际生活条件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有违杜威的师教，也未必正确。[48]其实胡适不完全是对中国的国情没有认识，而正是跟杜威太紧，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才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对中国的愿望表达为中国人的愿望，而又据此提出类似杜威的解决方案。搞有计划的政治和自上而下的逐步改革，都是杜威解决美国问题的重要“方案”，胡适一学，自然发现与社会主义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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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说，那天他上课讲的就是王莽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以为“我们向来太冤枉王莽了，我近来仔细研究……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不久，胡适就写成并发表了《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文。他确认王莽“均众庶，抑兼并”的各项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王莽将许多“公共用具”“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表明他“的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因为那个时代“国家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时不会收效，但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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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意在“伸冤”的文章对王莽的研究并无什么贡献，但对认识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是好材料。王莽既然因实行“社会主义”而当得起大政治家，足见此时“集团主义”的思想在胡适心中已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语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的点睛之笔。胡适后来在1930年自己选编了一本面向少年读者的《胡适文选》，自认是代表那时他思想的全貌，其中就包括他1926年那篇著名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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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文章里，胡适正式宣布：“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胡适并论述这二者间的过渡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这正是典型的英美现代自由主义的推理。但胡适是在崇尚“最新最好”的中国，故他比英美自由主义者又迈进了一步，直接诉诸社会主义：“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其结果是财产私有为神圣人权的观念已动摇；被轻视的劳动阶级组织起来“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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