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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意在“伸冤”的文章对王莽的研究并无什么贡献，但对认识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是好材料。王莽既然因实行“社会主义”而当得起大政治家，足见此时“集团主义”的思想在胡适心中已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语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的点睛之笔。胡适后来在1930年自己选编了一本面向少年读者的《胡适文选》，自认是代表那时他思想的全貌，其中就包括他1926年那篇著名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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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文章里，胡适正式宣布：“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胡适并论述这二者间的过渡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这正是典型的英美现代自由主义的推理。但胡适是在崇尚“最新最好”的中国，故他比英美自由主义者又迈进了一步，直接诉诸社会主义：“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其结果是财产私有为神圣人权的观念已动摇；被轻视的劳动阶级组织起来“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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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在写此文三个月后，胡适途经苏俄到英国参加庚款会议。那时他曾准备以这篇文章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并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详后）。此时胡适心目中的西洋近代文明，既延续了他此前对社会主义的青睐，也有他本人访问莫斯科而感受到的新俄之刺激，以及这一刺激引发的“兴奋”。考察他访问的几项记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胡适当时的心态和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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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四 体验新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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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26年夏途经苏联时，曾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51]与当时在那里的左派中国学生长谈，校长拉狄克也参与。这次谈话是反映当年胡适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史事，可惜在场的中大学生和苏联方面的记录现在尚未发现。[52]近年发掘出的胡适日记留下了他自己对此事的记录，[53]目前我还见到两份关于此事的他人叙述，将此同一“故事”的三种不同叙述对看，虽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却可以有稍更深入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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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他人叙述都是出自那段时间在苏联的中国人，然均非亲历，而是听中山大学学生讲述，且都是较晚的回忆，不能要求其特别准确，对其所述内容要有所斟酌。然而正如“知人”需要“论世”一样，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值得将其稍详细地摘录在下面。曾就读北大的毛以亨1926年追随冯玉祥到苏联，他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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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似乎胡适之的幽默战胜了拉狄克，倘不认为吃了胡适之的亏的话，大家不会气愤历久而不已。共产党与其同路人，后来就以骂胡适为原则，好像要谈革命就非先革胡适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对胡氏的态度并不如此。以后中国学者如非革命党人要去参观就不许了，张君劢先生过俄时即想去孙逸仙大学，终于未得其门而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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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记录出自汪菊农，他本人是留俄的学生，但胡适到中山大学时他因病在克里米亚疗养，所以他的记录也是听同学转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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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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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的日记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他于7月29日下午2时到莫斯科，到旅馆洗浴后即出门前往中山大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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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中有浪人名Dobbin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Karakham［加拉罕］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到中国大使馆，见着代办郑子俊先生、参赞夏君。晚上我出来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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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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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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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胡适自己的记录也有其选择性，且不够详尽，尤其是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但胡适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主要是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整体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而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57]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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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胡适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在其稍来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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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一语，也是他向有的主张。胡适在1922年10月所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就说，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故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中国人如果“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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