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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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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的日记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他于7月29日下午2时到莫斯科，到旅馆洗浴后即出门前往中山大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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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中有浪人名Dobbin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Karakham［加拉罕］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到中国大使馆，见着代办郑子俊先生、参赞夏君。晚上我出来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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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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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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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胡适自己的记录也有其选择性，且不够详尽，尤其是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但胡适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主要是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整体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而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57]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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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胡适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在其稍来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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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一语，也是他向有的主张。胡适在1922年10月所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就说，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故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中国人如果“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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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汪菊农的回忆明确了中山大学“同学们”和拉狄克对胡适不满之所自，即他表彰苏联不够，又公然为美国说好话。此虽为传言，也相当能说明问题。胡适实在有点不通人情，苏联也曾退还庚款，当年北大发工资即曾靠此款。今在苏联而不先表扬苏联所为，却强调美国的“首先”，当然容易使人不快。赞扬美国的确是中共对胡适最不满之处，曾与胡适“好人政府”主张相当接近的恽代英到1926年也说：就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会大学］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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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胡适与中共当年在政治主张上的一大歧异，就在反帝方面。但这一分歧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胡适这样有着“反封建”佳绩的知识精英所取的联合态度，胡适访苏期间中共（以及苏俄）便对他实施了“争取”的努力。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倾向大体吻合。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本盛，到五卅后更有增无减。张彭春曾说，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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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苏俄的态度与思想界上述倾向非常接近，他虽不曾“主张共产”，大体也属于张氏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从其日记可知，胡适甫抵莫斯科即径往中山大学访拉狄克，很能体现其心情的迫切。他在当面称赞苏俄时仍保持着一定的分寸（然如前所述，这在他个人而言赞美已不算低），只不过是秉其一贯的立场；观其在寄往国内的书信及稍后的文章中大赞新俄，甚至引起许多政治倾向接近的老朋友公开或私下的质疑，便最可见其心中的真实感受（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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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俄与中共方面，毛以亨注意到中共以前对胡并不取“骂”的态度是个敏锐的观察，时人传言中的学生“齐集车站欢迎”虽非事实，仍揭示出某种心态；那时正与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于右任当晚即往访胡适（后来胡适正在于之住处见到蔡和森等），颇能印证中共和苏俄确实对胡适的访问期望甚高。这里很可能有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为胡适写介绍信给拉狄克，更说明中共和苏俄的确非常想“争取”胡适；蔡和森与刘伯坚在“舌战”后仍希望胡适能“在俄国久住一些时日”，提示着他们并未放弃“争取”胡适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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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俄已尽量努力影响胡适，且其努力还相当成功。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被连续安排去参观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让他从不同侧面认识新俄。从那两天的日记看，他的观感和反应完全是正面的。第一监狱是关押重罪犯的，胡适看到“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狱中“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因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特增一桌。监狱有常驻狱医，专门医生如花柳专家、心理病专家和牙医也不时会来。他并试吃了犯人自做的面包，觉得比他所住旅馆的还好。[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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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方面给胡适的实际影响或更直接，使他产生了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念头，胡适8月3日的日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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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略如下图（图略）。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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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就说，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64]这次有心出来组党做政治活动，仍“以改革内政为主旨”，是其一贯思想的具体化。此时的思考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即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过，胡适显然认为，若用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的“有计划的政治”来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至少比强调阶级斗争和“一阶级专制”的苏联方式更合适于中国的国情。恰因不甚赞同正在仿效苏俄方式的国民党和中共路径，他才产生出自己“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并组织政党的想法，希望走出一条包容美国政治方式和苏俄社会政策的实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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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组党“干政治”的冲动后来未能付诸实践，但日记中那一段以“进化论”哲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扩充史非常值得注意，既然“无产阶级争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则胡适眼中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很多面相开放。他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将此缩略为“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但他明确针对“共产党的朋友”问道：“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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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般人眼中对立冲突的政治和社会取向，胡适却能看到其共性；许多人视为对立的苏俄和美国的发展方向，在胡适眼中就呈现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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