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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人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苏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监狱的现象对胡适而言正可谓“求仁得仁”（若后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适本人的要求，说明俄方对胡适还确有几分“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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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俄和中共对胡适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多住一些时候的邀请可能有些失望，他们随后即从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苏俄新气象的真正影响力。胡适到美国后得知，李大钊曾提出：“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75]看来中共对“新俄”的魅力颇具信心，故希望能进一步向胡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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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自己也想多看看新俄，他当时给张慰慈写信说：“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他也确曾把经苏俄回国作为一种选择，并说：“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76]可知其想要深入了解新俄的愿望是存在的。当然，对中共而言，两次试图增强印象的努力都未成功，或成为后来其不欣赏胡适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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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与前引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谈话中可知，怎样认识苏俄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那时特别关注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他的许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关键。任鸿隽虽然同意胡适所说中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底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还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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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而言，任鸿隽提出的关键问题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帮他解决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用孙中山的“训政时期”来指谓苏俄的“一党专政”，这既提示出他对国民党政治的某种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问时已将苏俄的“一党专政”预设为一个可以有下限的历史时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这里也隐伏了胡适稍后对国民党的正面肯定：既然苏俄的“训政时期”可以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接受苏俄援助并仿效苏俄政治行为的国民党之“训政时期”自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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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对胡适那“新的兴奋”有所疑问，他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他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在胡适“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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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六的观察甚敏锐，“力大”（因而效果明显）正是新俄对胡适（及其他许多人）的魅力所在。他的问题实际是：对苏俄的“共产”和“党治”，中国究竟学不学？如果不学，又学苏俄的什么？胡适那时主张向俄国人学习的，首先是“努力肯干”的认真精神。当时《晨报副刊》上一篇署名伯山的作者就看出胡适“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他发现，胡适“近来的精神”就体现在“他那‘肯干’‘能干’的豪气”上。[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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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重在行动是胡适当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他那段时间特别强调努力肯干，虽然给人以“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主要还是针对他所认知的国人“政治活动能力薄弱”这一缺失。而立足于行动的基础也使一些在常人看来矛盾、冲突或对立的政治趋向可以被胡适“兼容并包”而熔于一炉。不了解这一点，就较难对胡适那段时间所表述的政治理念及其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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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鸿隽关注的“俄国式的劳农专制”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的对立和竞争关系本实际存在，胡适自己对此也并非没有疑虑。在这方面，他进一步得到了罗素的帮助。胡适从苏俄到英国后，罗素即告诉他，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最适于苏俄那种专政制度。若采用民治，必闹得很糟。胡适反对说，“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告诉他，“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觉得“此言也有道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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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罗素说中国应走社会主义之路时，胡适曾做有《一个哲学家》的诗，说罗素自己不要国家，却要中国人爱国；自己不信政府，却要中国行国家社会主义；这都因为罗素认为中国人还不配走自由主义之路。胡适曾“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如今他自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转变了，罗素再教他为了国家好而牺牲个人信仰，他也就基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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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1922年著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提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就是要“使俄国美国化”。[81]胡适当年想必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本认为“真正的美国主义”并不主张平地推翻一切，而是坚信“进步是一步一步得来的”。[82]但在思想转变之后，再加上芝加哥大学那位教授的推理，则社会主义专政的将来总还会到民治；正是基于专制可经教育变民主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83]他又一次接受了他不太喜欢的罗素的观点。不过，罗素一向是将“美国主义”作为挖苦对象的，他说俄国走美国路本略带贬义。而在胡适这里，已是明显的褒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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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真正打动胡适的，大约还是一个法国人告诉他的：“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趋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或者让他回想起Merriam当初类似的观察，即苏俄“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而这正是胡适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他不禁感叹道：“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84]后来的历史表明苏俄有那样的改变实在只是个神话，但当时有胡适那样看法的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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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虽然是反对多而赞成少，但都承认这是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新挑战。胡适是乐观的实验主义者，故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去诠释这些新试验。而且，他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纳入了他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新宗教信条之中，在这一点上他比张君劢等进步党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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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栋先生曾提出，胡适在1927年初从欧洲到美国后，即扫除了他对苏俄的兴奋，再度认定美国的价值。[85]此说颇为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其实恐怕误解了胡适。胡适当然更加认同美国，不过他到1930年仍说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断言表明，胡适认同美国方式并不以放弃对苏俄的“兴奋”为代价。另一方面，胡适在苏联时就公开表述了其倾向美国的态度，且因此引起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学生的不满，他完全无需到欧美考察后再“重新”认识到美国方式的价值或“回归”到美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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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来说，既然他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显然更强调两国“取径”的“共同”而非其“不同”。胡适对西方有着自己的亲身认识，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笼统看待广义的“欧美”或“西方”政治。观其当时公开说英国不足学，可知他在英国的观察较多负面印象，这与他对苏联的颇多正面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别注意。而且，胡适那段时间一直把苏俄看作“西方”的一部分；从1919年开始，他长期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输入什么样的学理、怎样输入，以及某些学理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但从未质疑这些学理属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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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对苏联的好感和他对苏俄政治方式的保留都是持续的，他承认和接受苏联所进行的“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并不意味着他已认可苏俄的政治方式。同样，胡适对美国政治方式的赞赏也是有分寸的。尽管他长期以来有意无意间试图将美国方式运用于中国，但因“议政”而较仔细地考察过中国国情并实地体验了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后，胡适对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与蔡和森等人的“舌战”给了他思想上的刺激，使他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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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若用之于中国，胡适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而是强调一种更加社会主义化的美国式政治。他主张“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把人为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列为其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其设计的自由党“党纲”凡四条，其中“有计划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两条就非美国当时所实行（此可与徐新六所说苏俄的“政治上党治”和“经济上共产”两大“试验”对看）。而“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一点也明显是在因应国内反帝一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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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西方式的进化论者，在他看来，中国尚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阶段，或最多不过刚迈过这一阶段，后面经济上还有工业革命，思想上还有启蒙时代，离工业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尚远。他后来说，只有基础坚实的国家，才有精力去讨论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国家还不是一个国家，政府还不是一个政府”，甚至缺乏“保证这个民族本身的生存方式”，则“我们如何配讨论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呢”？中国不仅与欧美不能比，与苏俄不能比，甚至与土耳其也不能比。所以，“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决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按指公领域的干预作用］的政治哲学。”[86]不过，尽管中国离社会主义时代尚远，西方却已经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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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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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胡适在1926年9月曾准备以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合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他在日记中自述说：“此书的动机固然很早，这几年我常常想着这个文化问题。”从已发表的东西看，所谓“这几年”至少可从1922年讲王莽时算起，正是胡适自己划分的集团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讲自由主义的一章拟从穆勒而不是洛克和斯密讲起，颇类似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时“截断众流”的取径。这也表明胡适服膺的是英美一支的现代自由主义。穆勒正是英国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从完全个人主义到兼容集体主义的转型人物。由此方向走下去，到达社会主义是自然的发展。这本书他后来没有写成，但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这大概就是彼时胡适心目中西洋近代文明的全貌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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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年间，胡适多次向欧美听众谈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基本思想。其中也有些细致化的小修补，但大体没有变动，唯一显著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的推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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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为，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关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说法已使西方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即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以他给西人鼓劲说，西方文明正迅速成为世界文明。而中国能对今后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就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胡适反复对英美人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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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对社会主义的高度推崇，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人中，恐怕更是绝无仅有的。在那几年间，胡适对他所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曾试图改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民主宗教信条”，但意思大致不变。其倾向是徘徊于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过胡适对社会主义虽推崇备至，主要还是从西方文明正变为世界文明的角度出发，是要帮助西方人认识到他们认识不到的价值。一旦回到中国时，他的立场还是踏在自由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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