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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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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胡适在1926年9月曾准备以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合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他在日记中自述说：“此书的动机固然很早，这几年我常常想着这个文化问题。”从已发表的东西看，所谓“这几年”至少可从1922年讲王莽时算起，正是胡适自己划分的集团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讲自由主义的一章拟从穆勒而不是洛克和斯密讲起，颇类似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时“截断众流”的取径。这也表明胡适服膺的是英美一支的现代自由主义。穆勒正是英国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从完全个人主义到兼容集体主义的转型人物。由此方向走下去，到达社会主义是自然的发展。这本书他后来没有写成，但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这大概就是彼时胡适心目中西洋近代文明的全貌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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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年间，胡适多次向欧美听众谈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基本思想。其中也有些细致化的小修补，但大体没有变动，唯一显著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的推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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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为，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关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说法已使西方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即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以他给西人鼓劲说，西方文明正迅速成为世界文明。而中国能对今后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就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胡适反复对英美人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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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对社会主义的高度推崇，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人中，恐怕更是绝无仅有的。在那几年间，胡适对他所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曾试图改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民主宗教信条”，但意思大致不变。其倾向是徘徊于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过胡适对社会主义虽推崇备至，主要还是从西方文明正变为世界文明的角度出发，是要帮助西方人认识到他们认识不到的价值。一旦回到中国时，他的立场还是踏在自由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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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这许多话是在为英美人说法，他常常还是从中国的视角在看问题。一战后东西方精神物质文明之争在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确是热点，而西人对此本不甚注意，哪里谈得上蒙蔽西人耳目的功用呢！但是在中国，那场争论倒确实改变了一些人一味崇洋的心态。其实还不仅是梁启超“他们”在一次大战后看到西方也有不足，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时到欧洲，对西方政制也有失望的感觉。[8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等人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西洋文明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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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看到的竟是西人认识不到的社会主义，恰又揭示了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的一个主流倾向。胡适对社会主义的赞颂，虽然不少是英文，中文那篇也很够味道，并没有引起时人多少反应。但差不多同时胡适对新俄也颇多美言，却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当时抽象广义的社会主义已是士林之大势所趋，故胡适谈社会主义既未遇到知音，也未见什么人反对。但具体到苏俄，则不仅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苏俄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故不容不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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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胡适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时，重申了他对苏俄的赞赏，并进而表彰了苏俄领导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次他明确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赞颂，强调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的一部分。[90]到1934年底，胡适为《东方杂志》做了一篇《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的长文，在文中他再次重申了他在“对西洋文明态度”一文里提出的民治和社会主义阶段说，同时仍将苏俄归入往民治发展的一路。[91]胡适是反对中国独裁的，但又向往社会主义和苏俄，所以干脆把苏俄诠释为不是独裁的。这是胡适中西不同说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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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说，他到1941年就已看破社会主义而不再向往。这个时间略可商讨。那时他的确已讲到集权和民主的斗争，不过仍把苏俄划在民主一边。至少他对“新俄”的梦想还持续了几年。但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推许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大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一立脚点他基本未曾移动。同时，胡适也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他说苏美走的是一条路，是因为他认为苏俄是曲线在走美国路。且美国在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时期的许多“新政”举措恰好也能印证和支持胡适对西方文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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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自由主义立场坚定，胡适在40年代中期已渐渐认识到他多年“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不过是场梦。前面说过，胡适一开始接受现代自由主义就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把“对某一个人的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这一现代自由主义原则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就是一国不能干预他国之事）。最终使胡适放弃“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的，是《雅尔塔协定》和战后苏联对东北的清洗。崇尚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毕竟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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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胡适在1947年8月1日发表广播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最后修正了他关于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的“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的说法，提出“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和“三十年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的说法。但即使在这篇讲话中，胡适仍坚持要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93]大约同时，胡适仍撰文指出，百年来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英国工党靠非暴力的议会选举改革社会。[94]他对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仍然向往，其立场仍在霍布豪斯和杜威的现代自由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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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是“一种自觉的尝试”。其对新俄的向往及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大致都是这类尝试的一部分。但就像他的《尝试篇》所说：“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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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胡适那“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后来不得不放弃；于社会主义，则以合始而以离终。这些尝试，可以说都是偏向“失败”的。不过，“即使如此已无愧”，他毕竟已经实行了“实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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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是胡适在理论层面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尝试，与此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他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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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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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日记，1911年4月21日；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3号，1920年12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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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日记，1917年3月8日；《张奚若致胡适》（1917年1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8页；黄炎培语转自陈独秀《俄国精神》，《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1页（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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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6日），《书信选》上册，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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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傅斯年语在《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第129页；陈独秀语载《每周评论》第8号之《随感录》；《时事新报》社论转自《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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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大民意测量转引自陈福霖（F.Gilbert Chan），Nationalism in East Asia（New York，1981），pp.21-22；吴宓语见其1927年1月在清华的演讲Confucianism，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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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余英时：《激进与保守》，这段话在本书所用版本中漏排，见《历史月刊》第29期，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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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致陈独秀（稿）》，《书信选》上册，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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