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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书信选》上册，第419—420页。不过，任、徐二氏的质疑都只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适对新俄的赞颂和提倡“干”的主张却是公开发表的，这当然会有不同的影响。身在国民政府治下的顾颉刚稍后就告诉胡适：先生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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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伯山：《与适之先生论“干”并及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7年1月6日，第3页。按伯山还挖苦说：“近来青年作文，动辄是手枪炸弹，后面再写上几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话下用三个希望的符号。”这是影射胡适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但的确把握到了胡适那时精神上新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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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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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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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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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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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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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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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第49号，1933年5月7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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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胡适日记，1926年9月23日。可对比陈独秀概括的西洋近代文化：人权论、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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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参见胡适1926年11月25日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均为当地报纸报道，收在胡适同日的日记中。更详细的论述见前引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及胡适的英文论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Charles A. Beard，ed.，Wither Mankind，New York，1929，pp.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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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陶履恭：《欧游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4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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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p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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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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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第49页；《胡适致周鲠生》（1948年1月21日），《书信选》下册，第316—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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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参见《年谱长编》第6册，第1981—19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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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转自《年谱长编》第6册，第2044—2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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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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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思想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同时，他在实践一面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从哪里看到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这与他对新俄的高度推崇相关，而联俄正是那时国民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南方的联俄实践对北方的思想冲击极大，1925年时苏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也就是前引胡适说他拒绝参与的那次关于“赤化”的辩论。那次辩论实际是以亲国民党的知识人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种“温和”派别的为另一方，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是在高层次的知识人中间进行；与当时北洋军人的“反赤”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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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苏俄问题已成中国士林思想言说的热点，胡适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争论，但他随后对新俄的赞颂甫出，北方即有人认为胡适“表同情于共产”，而在南方胡适的主张则“常称道于人口”。[2]重要的是胡适曾把“反赤”讨论的两造区分为“少年人”和“学者们”，他后来的大赞苏俄以行动确认了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一边，因为这些少年多少也代表着加入国民革命（含国共两党）的五四青年。方向确定之后，一般视为自由主义知识人代表的胡适，在1926—1927年间对国民革命主动呼应、多有表彰，然而他在1928—1929年间又曾与新执政的国民党有过一段尖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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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显然有直接的关联，对前一段的“表彰”认识不足，对后一段的“批判”就不易充分理解；而前后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怎样转换过渡这一进程本身，也非常值得考察分析。由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到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这一前恭后倨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知识精英在面临实际政治运动时的两难局面。对一向最能自圆其说的胡适而言，这背后还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他一生中多次论及的中国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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