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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第49号，1933年5月7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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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胡适日记，1926年9月23日。可对比陈独秀概括的西洋近代文化：人权论、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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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参见胡适1926年11月25日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均为当地报纸报道，收在胡适同日的日记中。更详细的论述见前引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及胡适的英文论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Charles A. Beard，ed.，Wither Mankind，New York，1929，pp.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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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陶履恭：《欧游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4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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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p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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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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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第49页；《胡适致周鲠生》（1948年1月21日），《书信选》下册，第316—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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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参见《年谱长编》第6册，第1981—19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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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转自《年谱长编》第6册，第2044—2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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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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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思想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同时，他在实践一面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从哪里看到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这与他对新俄的高度推崇相关，而联俄正是那时国民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南方的联俄实践对北方的思想冲击极大，1925年时苏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也就是前引胡适说他拒绝参与的那次关于“赤化”的辩论。那次辩论实际是以亲国民党的知识人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种“温和”派别的为另一方，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是在高层次的知识人中间进行；与当时北洋军人的“反赤”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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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苏俄问题已成中国士林思想言说的热点，胡适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争论，但他随后对新俄的赞颂甫出，北方即有人认为胡适“表同情于共产”，而在南方胡适的主张则“常称道于人口”。[2]重要的是胡适曾把“反赤”讨论的两造区分为“少年人”和“学者们”，他后来的大赞苏俄以行动确认了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一边，因为这些少年多少也代表着加入国民革命（含国共两党）的五四青年。方向确定之后，一般视为自由主义知识人代表的胡适，在1926—1927年间对国民革命主动呼应、多有表彰，然而他在1928—1929年间又曾与新执政的国民党有过一段尖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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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显然有直接的关联，对前一段的“表彰”认识不足，对后一段的“批判”就不易充分理解；而前后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怎样转换过渡这一进程本身，也非常值得考察分析。由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到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这一前恭后倨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知识精英在面临实际政治运动时的两难局面。对一向最能自圆其说的胡适而言，这背后还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他一生中多次论及的中国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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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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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曾著有英文的专书《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3]中文也曾以各种文字和讲演进行阐述，可以说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和事业的主题。但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也是有变化的，有时变化还较大，这方面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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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宋人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实在是一种新的精神。印书术之发达，学校之广设，皆前此所无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怀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后来也因朱学的定于一尊，以前“从疑古而求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明代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戏曲小说，“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种新精神与新趋势。肉体的生活之尊严，是这个时期的一点特别色彩”。清学之兴是第三期。“中间太平天国之乱，几乎又把这条线完全割断。黑暗之气，至清末而极盛，竟至弥漫全国”。而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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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论述是胡适在1923年的看法，那时他主要是看有无“新精神”，对于他早年和晚年都强调的“再生”一层意义，不是十分强调。胡适在留学结束归国的船上，曾再读西人的《文艺复兴史》。关于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字义，他那时以为“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即所谓“再生时代”。1958年5月4日，胡适曾有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自称说的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其实具体只侧重在五四前后那一段。胡适在演说里面明确说到，所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中，他觉得还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最合适。胡适并再次解释说，英文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就是“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可知胡适到老强调“再生”一点不变，但后来已从众将那个字译为“文艺复兴”，而不再坚持译为“再生时代”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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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适在1958年那次演讲中说，他讲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这就提示着那前述的第四期“中国文艺复兴”，也并不止于新文化运动，还包括以后的国民革命直至国民党到台湾后的活动，或者可说是一种介乎于广狭二义之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是一般人较少注意到的，其中最不含混的部分就是胡适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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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此后的政治运动之关系，胡适的认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他晚年颇爱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后者因前者的干扰而“夭折”。当年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颇不以为然，曾就此面质胡适。唐先生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此事。[6]其实如果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改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再去掉“必然”那类字眼，则唐先生所说，正是胡适自己的见解，而且他早年还有清楚的界说。据说唐先生每次录音之前，都要先做准备的“功课”。这一次要么是他的功课做得不够好，要么就是胡适又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怪不得唐先生曾深有体会地说胡适“并不就那样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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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引胡适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1923年以前“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以后则是“集团主义时期”。胡适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几年列入第一期意味甚长，两段间的关系若从字面看，正好是第二段反第一段，胡适岂不是自认他参与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结束或过时，则胡适又将认同于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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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至少按胡适二三十年代的观点，这两阶段都同属更大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此大运动中，第二段恰是第一段的继续。而中国文艺复兴又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唐先生看了恐要吐血）。总的来说，胡适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鸦片战争之后的技术引进阶段，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改革阶段，和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文艺复兴阶段。在胡适更系统的论述中，从重视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过渡，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向重视民主特别是科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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