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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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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思想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同时，他在实践一面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从哪里看到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这与他对新俄的高度推崇相关，而联俄正是那时国民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南方的联俄实践对北方的思想冲击极大，1925年时苏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也就是前引胡适说他拒绝参与的那次关于“赤化”的辩论。那次辩论实际是以亲国民党的知识人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种“温和”派别的为另一方，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是在高层次的知识人中间进行；与当时北洋军人的“反赤”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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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苏俄问题已成中国士林思想言说的热点，胡适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争论，但他随后对新俄的赞颂甫出，北方即有人认为胡适“表同情于共产”，而在南方胡适的主张则“常称道于人口”。[2]重要的是胡适曾把“反赤”讨论的两造区分为“少年人”和“学者们”，他后来的大赞苏俄以行动确认了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一边，因为这些少年多少也代表着加入国民革命（含国共两党）的五四青年。方向确定之后，一般视为自由主义知识人代表的胡适，在1926—1927年间对国民革命主动呼应、多有表彰，然而他在1928—1929年间又曾与新执政的国民党有过一段尖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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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显然有直接的关联，对前一段的“表彰”认识不足，对后一段的“批判”就不易充分理解；而前后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怎样转换过渡这一进程本身，也非常值得考察分析。由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到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这一前恭后倨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知识精英在面临实际政治运动时的两难局面。对一向最能自圆其说的胡适而言，这背后还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他一生中多次论及的中国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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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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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曾著有英文的专书《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3]中文也曾以各种文字和讲演进行阐述，可以说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和事业的主题。但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也是有变化的，有时变化还较大，这方面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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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宋人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实在是一种新的精神。印书术之发达，学校之广设，皆前此所无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怀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后来也因朱学的定于一尊，以前“从疑古而求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明代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戏曲小说，“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种新精神与新趋势。肉体的生活之尊严，是这个时期的一点特别色彩”。清学之兴是第三期。“中间太平天国之乱，几乎又把这条线完全割断。黑暗之气，至清末而极盛，竟至弥漫全国”。而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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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论述是胡适在1923年的看法，那时他主要是看有无“新精神”，对于他早年和晚年都强调的“再生”一层意义，不是十分强调。胡适在留学结束归国的船上，曾再读西人的《文艺复兴史》。关于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字义，他那时以为“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即所谓“再生时代”。1958年5月4日，胡适曾有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自称说的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其实具体只侧重在五四前后那一段。胡适在演说里面明确说到，所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中，他觉得还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最合适。胡适并再次解释说，英文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就是“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可知胡适到老强调“再生”一点不变，但后来已从众将那个字译为“文艺复兴”，而不再坚持译为“再生时代”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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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适在1958年那次演讲中说，他讲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这就提示着那前述的第四期“中国文艺复兴”，也并不止于新文化运动，还包括以后的国民革命直至国民党到台湾后的活动，或者可说是一种介乎于广狭二义之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是一般人较少注意到的，其中最不含混的部分就是胡适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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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此后的政治运动之关系，胡适的认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他晚年颇爱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后者因前者的干扰而“夭折”。当年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颇不以为然，曾就此面质胡适。唐先生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此事。[6]其实如果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改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再去掉“必然”那类字眼，则唐先生所说，正是胡适自己的见解，而且他早年还有清楚的界说。据说唐先生每次录音之前，都要先做准备的“功课”。这一次要么是他的功课做得不够好，要么就是胡适又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怪不得唐先生曾深有体会地说胡适“并不就那样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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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引胡适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1923年以前“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以后则是“集团主义时期”。胡适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几年列入第一期意味甚长，两段间的关系若从字面看，正好是第二段反第一段，胡适岂不是自认他参与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结束或过时，则胡适又将认同于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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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至少按胡适二三十年代的观点，这两阶段都同属更大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此大运动中，第二段恰是第一段的继续。而中国文艺复兴又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唐先生看了恐要吐血）。总的来说，胡适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鸦片战争之后的技术引进阶段，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改革阶段，和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文艺复兴阶段。在胡适更系统的论述中，从重视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过渡，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向重视民主特别是科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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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个阶段里，新文化运动实已开始向第二阶段转，而完成其转变的则是国民党1923年的联俄容共。胡适将新俄视作西方的一部分，故联俄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最新发展。“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二阶段。[7]不难想象，后来的政治运动也可依同理逐步纳入胡适这套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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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定义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渐倾向于他所谓的集团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运动。1925年他在武昌大学讲“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时说，中国的语言，“今日在世界上，为近代之最高者”。这在一向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的胡适已很难得，接下去他更进一步说：“新文学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一年多后在美国，胡适更系统地把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定义为“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根据我们的历史传统去制订方案以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一种自觉尝试”。[8]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定义，与一般人心目中面向西方的新文化运动相去何止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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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1926—1927年时的胡适思想已相当激进。他对新俄的赞颂表明了他站在“少年人”一边的政治选择，在一般人心目中因参加善后会议而认同于北洋政府的胡适，此时实际已倾向于国民党一边。认同于国民革命不过是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大致也是自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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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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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曾参与《竞业旬报》的编辑而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有所关联外，胡适与国民党的早期关系远不如他与共产党人那样亲密。从这个角度看，他于1919年到上海迎接杜威有附带的重要意义。那次胡适在蒋梦麟介绍下见了孙中山，从此与国民党人有文字往来，如撰文欢迎《星期评论》，评介《孙文学说》，及与国民党人论学等皆由此始。但在1922年6月3日，胡适与蔡元培联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之役，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此举遭国民党人痛诋之，友好时期就暂停了。胡适此时正与“好政府”诸人往还密切，多少有保全中央政府以维系全国统一之意，所以在同月《努力》的时评“这一周”里说陈炯明推翻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斥孙为“倒行逆施”，更受国民党人攻讦。但胡适次年到杭州养病期间，汪精卫又通过任鸿隽主动与胡适联系，双方的关系又有所缓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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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胡适曾说“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这大体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包括北洋军阀）的认知，是“好人政治”的主张得以流行一时的一个重要基础。但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提示了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从苏俄借鉴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的功能一发挥，中国的政治运作就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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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国民党的好感，大约产生于1925年他南下武汉时。在那里他碰到了刚从广州回来的刘文岛，据胡适的日记，刘氏“很夸许蒋介石等的设施，说他们不是共产派，只是一班新军人想做点整顿的事。他们很能保护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乐业的地位。俄国人只有军事上顾问的事，并不干预政治。广州近来很有起色，学生军纪律极好，很有希望”。这些正是胡适愿意听到的话（也可能他只记下了他想听的话）。他知道刘文岛“本是反对共产派的人”，所以觉得刘的话“是很可注意的”。但他不知道刘是代表唐生智去与广东谈联合，此时当然要说广东方面的好话。从这时起，胡适在南北之间开始明显倾向于南方。到次年他离开中国时已预计“吴佩孚三个月倒，张作霖六个月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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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影响最大的，大概是他的几位美国朋友。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国民》杂志的记者根内特。那时根内特刚访问了广州将回美国，胡适与他“谈得很多”，想必从那里得到很多“亲国民党”的叙述。另外，胡适在上海期间也会到他很熟的朋友索克思。索克思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对国民党内情甚悉；他与鲍罗廷极不相得，但在南北之间显然支持国民党。胡适与这两人的谈话因无日记可征，不得其详。他在1926年10月14日在英国见到武汉圣公会主教吴德施（Logan H. Roots）的儿子小吴（John McCook Roots），畅谈广州情形。小吴于是年夏天也曾访问广州，会见了不少国民党要人，胡适认为他的观察与根内特和索克思所述“大致相同”。故从小吴所说，大略可知前两位的观感。而根内特和小吴又都曾将其所见撰写系列文章在美国发表，其中前者尤多，不久即结集成书由《国民》杂志出版。他们的意见，也可从这方面检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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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胡适最关心的是鲍罗廷和蒋介石的情况，这不仅因为这两人恰是广州最有实权者，而且因为“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小吴告诉他：鲍罗廷“极有见地，极有勇气；广州人士谈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广州人的态度也可从鲍府“终日有人来请教”一点看出。小吴只见到蒋几分钟，但转述鲍罗廷的话说，蒋是一个好革命家。这些内容与根内特和小吴公开发表的言论是相符的。胡适同意鲍罗廷是“奇才”，并“很盼望［宋］子文诸君在他的训练之下能有大长进。只怕广州诸人之中，无一人能继Borodin之后”。对于蒋介石，胡适最关心的是他“可算得政治家吗”？这一点，可惜小吴“不能答”。胡适以为：“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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