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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国民党的好感，大约产生于1925年他南下武汉时。在那里他碰到了刚从广州回来的刘文岛，据胡适的日记，刘氏“很夸许蒋介石等的设施，说他们不是共产派，只是一班新军人想做点整顿的事。他们很能保护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乐业的地位。俄国人只有军事上顾问的事，并不干预政治。广州近来很有起色，学生军纪律极好，很有希望”。这些正是胡适愿意听到的话（也可能他只记下了他想听的话）。他知道刘文岛“本是反对共产派的人”，所以觉得刘的话“是很可注意的”。但他不知道刘是代表唐生智去与广东谈联合，此时当然要说广东方面的好话。从这时起，胡适在南北之间开始明显倾向于南方。到次年他离开中国时已预计“吴佩孚三个月倒，张作霖六个月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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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影响最大的，大概是他的几位美国朋友。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国民》杂志的记者根内特。那时根内特刚访问了广州将回美国，胡适与他“谈得很多”，想必从那里得到很多“亲国民党”的叙述。另外，胡适在上海期间也会到他很熟的朋友索克思。索克思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对国民党内情甚悉；他与鲍罗廷极不相得，但在南北之间显然支持国民党。胡适与这两人的谈话因无日记可征，不得其详。他在1926年10月14日在英国见到武汉圣公会主教吴德施（Logan H. Roots）的儿子小吴（John McCook Roots），畅谈广州情形。小吴于是年夏天也曾访问广州，会见了不少国民党要人，胡适认为他的观察与根内特和索克思所述“大致相同”。故从小吴所说，大略可知前两位的观感。而根内特和小吴又都曾将其所见撰写系列文章在美国发表，其中前者尤多，不久即结集成书由《国民》杂志出版。他们的意见，也可从这方面检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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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胡适最关心的是鲍罗廷和蒋介石的情况，这不仅因为这两人恰是广州最有实权者，而且因为“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小吴告诉他：鲍罗廷“极有见地，极有勇气；广州人士谈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广州人的态度也可从鲍府“终日有人来请教”一点看出。小吴只见到蒋几分钟，但转述鲍罗廷的话说，蒋是一个好革命家。这些内容与根内特和小吴公开发表的言论是相符的。胡适同意鲍罗廷是“奇才”，并“很盼望［宋］子文诸君在他的训练之下能有大长进。只怕广州诸人之中，无一人能继Borodin之后”。对于蒋介石，胡适最关心的是他“可算得政治家吗”？这一点，可惜小吴“不能答”。胡适以为：“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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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胡适此时的态度和倾向已很明显。从1926年11月起，胡适开始在英美两国“谈政治”。在一系列的谈话演说中，胡适强调中国当时的根本问题是新旧两个中国之争。他以为，辛亥革命后十五年的民国完全是个失败，但那只是“旧中国”的失败，因为“新中国”在此期间并无权势，当然也不对失败负责。在某种程度上，胡适暗示，这与西方倒不无关系；因为西方又要中国现代化，又要中国保持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这是胡适跑到罗素的老家去反击罗素在中国的言论。他继而挖苦说，西方人又何尝懂得他们想要保存的中国传统这些优秀成分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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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政府之间，胡适明确站在南方一边。他一开始就告诉英国人，南北之争的结果必定是南方取胜，因为南方军队有理想，而南方政府则是中国最好也最有效率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南方的事业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南方也并未“赤化”。实际上，中外报纸关于“赤化”和“讨赤”的标签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目前的战争不过是吴佩孚和孙传芳以“讨奉”为口号的战争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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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特别注意在中外关系上为国民革命正名。他劝西方人不要太在意中国人的排外，特别是非基督教举动；因为中国人同时也在进行反孔教和道教的行动，这一切只不过是新旧之争这一大冲突的组成部分，是正常的现象。与他在国内常常强调中国的问题不应都归咎于帝国主义相反，胡适在英国明确谴责不平等条约。他同时告诉英国人说：中国青年跟着俄国跑不是因为俄国人会宣传，其根本原因乃是不平等条约，而列强在中国维护条约的行为恰起到替俄国宣传做证明的功效。胡适强调，中国的“赤化”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俄国主义”。那时中国的三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在要求中国的民族自决权一点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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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英国人提出一个对付他们老对手俄国的办法，即釜底抽薪，主动与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1927年到美国后，他又劝告美国人说，正确的事情还必须在正确的时候做；美国当年归还庚款即是好事做在好时候，如今中国人切盼美国能带头支持修订不平等条约，美国人应抓住这一心理时机。胡适对英美感情大不相同，他的确期盼他寄予厚望的美国能在修约一事上采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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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的呼吁并不能在“实际政治”层面打动西方人。确切地说，胡适在西方人心目中，主要仍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象征，他的影响大约也多在这一范围之内；对“实际政治”层面的西方人来说，胡适大概也没有多高的地位。这既增加了胡适这类中西边缘人在中国的尴尬，也使他们对西方暗中失望。1928年3月有个传教士对胡适说：“此时中国需要一个英美式的鲍洛庭”，胡适略带挖苦但又不无怨望地告诉他：“可惜英美国家就产不出一个鲍洛庭。”[14]鲍罗廷象征着主动宣布废约的新俄，这一点英美却做不到，这大概是最使他失望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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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鲍罗廷的象征不止于此，他还给中国人带来了苏俄政党那种善于组织的功夫，这是胡适最为推崇的。胡适告诉英美听众：西方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文明，但迄今为止中国人仅得其皮毛，并未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只是通过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人才第一次学到了一些实质性的内容。胡适是把苏俄视为西方的一部分的（西人自己对此有歧议）。他称赞俄国人帮助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而国民党人学到的俄式西方组织功夫，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来学到手的第一项真本事，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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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高度赞扬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制度，他认为，各级部队设党代表和“全党也多少在军事纪律约束之下”，使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党“实际上已成一体，至少也是连锁式地结合起来了”。这一点，胡适认为是“极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结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要打败［北方］没有组织的军队”。近代以来，士人多对中国人不善于组织而常为“一盘散沙”所痛心疾首。正是因为所痛极切，自由主义者胡适才可能这样称赞一种显然与自由主义精神很不相合的集权“组织方式”。在此心态下，胡适理直气壮地告诉英美听众：俄国在中国的影响“完全是健康的”，鲍罗廷也是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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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是胡适特意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内容择要正面介绍给美国听众，他强调孙的这些思想不但不受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影响，反倒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民主自由传统影响之下（这里面的许多内容，正是两年后胡适将进行大肆抨击，指斥其不民主不自由者，详后）。从表面看，胡适的言论多少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强调苏俄在中国的影响是健康的；另一方面，他又尽力辩称国民党孙中山并不怎么受苏俄的影响。但只要将这个矛盾纳入胡适所说的“苏俄走的是美国路”这一思路中，就可自然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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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特别也由于国民党因“容共”而吸收了大量趋新青年，胡适把国民革命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新阶段，正式纳入他认同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中，也就是他此时所说的“新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作为中国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胡适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就已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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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显然与胡适过去认知的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对此胡适也有解释。他于1926年11月25日给丁文江的信很能表明他那时的态度。胡适分析当时中国的大局说：“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我们即［便］不能加入急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15]这是在规劝丁氏，但胡适自己有意“加入急进派”的倾向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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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时胡适似乎还留恋缓进的大路，不久他更进一步分析说，曾以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因同人开始谈政治而分裂为急进和缓进两派。缓进者仍主张继续从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教育着手；急进者则认为政治运动和非政治运动应双管齐下。几年的内忧外患使新文化诸人认识到不仅谈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积极从事政治也不可避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时公开承认：“我们过去试图避开政治恐怕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新的政治运动恐怕并非像我们过去设想的那样不成熟。”胡适进而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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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里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最终走向政治解决的文化思想运动。从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到认同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从坚信从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认自己避开政治的错误并欢迎国民革命的政治解决，胡适迈出的步子已经够大了。其实他的步子也是随着他所说的中国思想界由个人主义阶段向集体主义阶段转移这一过程一步步逐渐迈出的。然而，胡适的这些表态都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一般人并不能充分理解。更何况北伐初期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正在上海为军阀孙传芳效力。结果，正当胡适在英法等国大说国民党和北伐的好话时，在巴黎的国民党支部却散发传单要旅欧同胞“监视这孙传芳的走狗胡适之来欧的一切行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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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根本的认知差距问题：胡适把国民革命纳入他认同的“中国文艺复兴”，在他看来可能已尽了最大的宽容努力，真有点大恩大德之意；但在国民党一方，却未必感恩。因为国民党人自有其同盟会以来的渊源和传统，他们可以借思想革命的东风（即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但根本不屑也不会认同于这半路杀出来的什么新文化运动。双方在这一点上并不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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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胡适在英美为国民革命大做宣传后返国的同时，革命运动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4月的“清党”运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正式分手。有意思的是，那时在不同的地方及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对同样的现象有几乎完全对立的看法。在上海的高梦旦认为：“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而在南方的前北大学生、那时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顾颉刚则说：“广州气象极好，各机关中的职员认真办事，非常可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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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顾二人写信的时间相差只有两天，见仁见智，相去何止天远。但彼时国民党已开始“清党”杀人，一般知识人对此极少有不反对的（许多人不公开反对，心下也极痛恶）。而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顾氏竟视而不见，以为“气象极好”，可知他那时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几年前曾与胡适同游杭州的旧识任白涛在约一个月后告诉胡适：“西湖目下的空气，着实没有从前清新了。”[18]所见虽不似高梦旦那样差，与顾氏所见，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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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曾向胡适建议说：“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警告老师：“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同时又婉转进言说，胡适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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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由于胡适对国民党的赞颂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发表，在国中当权的国民党人并不十分领情，他们所知道的，仍是胡适上一年发表的赞颂苏俄的文字。问题是，国民党各实力派此时正先后与苏俄断绝关系，胡适这个称赞的分量不但大大减轻，恐怕还有适得其反的可能。故国民党内虽有郭泰祺等少数人曾提出委胡适以重任，后均无下文。倒是胡的老朋友高梦旦也警告胡适说，在此无言论自由的时代，“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不如暂居日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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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仍决定回国。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与胡适同船从日本到上海，她记录下来的胡适谈话从一个侧面提示了胡适自己在那时的看法：胡适显然为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所困扰，而且他对时局的发展也还有些疑虑。不过，胡适也指出，他的朋友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虽然这些人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但南京看上去会赢得这场斗争（这大约既指宁汉之争，也指南北之争）。胡适本人则对三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老知识分子（按指蔡元培、吴稚晖和张静江）参加南京政府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具有得到公众信任的道义影响。胡适也相信，那时还在宁汉之间徘徊的宋子文很快会加入南京一边。有宋的理财能力、蒋介石的军事才干和三老的道义影响，就可能形成中国有权威的重心；而这一重心的确立即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否则中国至少还要乱十年。[21]这些观念与胡适散见于其他地方的论述是基本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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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国初抵上海，即在他住的沧洲饭店与吴稚晖“大谈”。恰值老友胡明复等来探望，知吴在内，坚不肯入。他们对胡适说是不想打断吴的谈话，但也很可能是避而不见那时正支持“清党”杀人的吴氏。那次的谈话，胡适在后来责备吴“以理杀人”时仍“至今不忘”。而所谈的内容包括吴氏自己真能不要钱，故“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大约总与解释吴何以会支持“清党”有关。后来胡适也曾出席蒋介石的婚礼（可能是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但仍是一种姿态），并见到吴稚晖，聆听了吴对蒋的吹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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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国约一个月后，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胡汉民即邀他去南京面谈，胡适以私事未及安顿婉辞。[23]在那年7月与蔡元培的一次谈话中，胡适正式向新朝进言，提出开“约法会议”的主张。他建议“根据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本计画，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24]这大约是胡适最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的带根本性的建议，虽然理想意味十足，但颇能体现胡适愿为新朝出力的心愿。不过，对“党国”实际政治更具“了解之同情”的蔡元培，很可能根本未将此提议转达实际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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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另一个前北大学生罗家伦（字志希）的谈话和书信中，胡适认为“国民党今日尚没有公认的中心思想”（实际有没有是另一回事，至少没有胡适所希望的那种中心思想）。但他仍对新当政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他希望罗家伦“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晖、孑民、介石、展堂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25]从“大改革的机会”“新国规模”等用语及将蒋介石、胡汉民与蔡、吴并列为“当能赞助”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的国语这些思路看，胡适此时对国民党所望甚殷，态度是正面的，且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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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梦旦所说的“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并非无稽之谈。北方固然在其管辖境内以捕杀教授学生的方式“讨赤”，但主要发生在北京，规模其实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现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过火”，被当时一些中外人士认为是“赤色恐怖”；而随后出现的“清党”运动，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此运动中丧生，被中外人士认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张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就公开说南京等地“清党”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于两湖的“赤色恐怖”。[26]周作人当时即指出，“清党”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杀人”，这是他“所觉得最可恐怖的”。[27]“恐怖”二字的频繁出现，的确揭示了那时许多人对“清党”的当下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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