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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胡适将国民党纳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基于新旧两个中国之争这一大分野。早在1915年，他已肯定地指出：“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77]根据这一“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国”思路，胡适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即是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和徐新六在与他讨论“新俄”问题时提出的“党治”之下是否能实行民主的问题。胡适认为苏俄走的是美国路，其基础是苏俄在专心办教育，可以通过教育从专制走向民主。如果联俄的国民党也走同样的路，则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新中国”应该可以同样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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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虽然一度主动认同于国民党，国民党却未必认同于他那新文化运动。从北伐一开始，胡适就担心能打仗的蒋介石能否成为“政治家”，他一直关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国民党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他希望的“有计划的政治”。“党治”初期的经历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曾专心办教育，而且还要“党化”教育，这样当然无法朝着胡适希望的民主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说明，国民党实际是想要“党化”一切，这个政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相距越来越远，他终于不得不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站出来做“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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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大学院会议上的一件事，颇能体现胡适与国民党认知的根本差别。在讨论学生军训法案时，胡适提出增加“有正当主张不愿加入者”可不军训的内容（所根据的是美国有些反战的和平教派可不服兵役），因为，“爱国固重要，但个人自由亦不宜太抹杀”。代表军方出席会议的何应钦则对于“良心上的自由，全不承认”；他根本以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了，须加严格训练”。[78]中国人自由太多本是孙中山的见解，何的话尤其能体现那些“马上打天下”的国民党军人对孙氏建国理论中“训政时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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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更认为，“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组织之唯一要素”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79]这一观念连宋子文和国民党内许多“英美派”都不能接受，且最能证明蒋介石并不会向胡适所希望的“政治家”方向发展。新当政的国民党显然仍欲维持其“革命党”的认同，尚看不出其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胡适向往的“有计划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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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胡适在1932年总结说，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拥戴的国民党“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80]这开始失去资格的日子，大约即在1928—1929年间，其实就是胡适自己态度转变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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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促使胡适站出来批评“党治”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要“澄清天下”或做“社会的良心”的那种新旧读书人都有的责任心。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中国“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故虽然知道未必就能救火，仍希望“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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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实际是能谈政治时就谈政治，到政治谈不下去之时，才又转回来“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在上海的那几年，恰是胡适在“暴得大名”后声誉渐落，左右不甚逢源的时候。当时他想去北京去不成，留上海又不自在，只好到光华大学一类尚未充分树立其名声地位的民办大学去教课和演讲，实甚感寂寞。用胡适自己的话说，那三年半“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候”。这里所谓的“闲暇”，是特有所指。因为胡适接着就说那也是他“最努力写作的时期”，总共“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82]可知这里的“闲暇”，正是指学术以外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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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结胡适在上海的一段经历说，他出任中国公学的校长，“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83]如果去除其情绪化的偏见成分，国民党的总结倒还把胡适这段时间非学术的所作所为概括得大致不差。特别是该党部指出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自胡适潦倒海上”而“野心之未逞”的结果，亦不无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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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觇国”习惯的胡适，即使不身与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政治，也有“为国人之导师”以澄清天下的素志，其实从来就不曾仅以学术为他的志业。从前引他给丁文江的信中提出的三条路看，胡适早已决意不参与“反动的政治”，而最初两三年的“党治”经历使他认识到，他实在也“不能加入急进派”；这样，胡适就只能回到学术思想上的缓进之路，从“人权”这一半政治半思想的长远和广义层面向新政权进“诤言”。在这样的行为也不能为国民党所容忍后，胡适干脆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将国民党革出新文化运动的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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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样的划断干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心安，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胡适在一年多前就领悟到，虽然中华民族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运会和时势却使中国这样一个20世纪的大国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事业。新当政的国民党所面临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种“不能却又不得不”的窘境。[84]胡适可以不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但他不能不做“国家的诤臣”。且正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篇文章中所说：“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除非放弃士人澄清天下之志，真的像国家主义派讽刺的那样做一个“聋哑”的学者，否则与“一国之公器”又怎么可能划清界限呢？从这个角度言，“诤友”与“诤臣”实难以区分，胡适仍不得不在此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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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结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造成的危急时局又把胡适逐步推向当政的国民党，他又不得不在国难的压迫下逐渐维护他所不欣赏的中央政府，逐步缓和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对立，先从讲“人权”退到讲“民权”，后来连“民权”也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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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战爆发，在真正的国难面前，胡适完全放弃了他年轻时所说的可以让国亡了再来救的观念，他的爱国观已从理想转到现实层面。此后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国时的话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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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1934年曾慨叹说：辛亥时的革命者就“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从名义上改变了这一状况，部分出于牵制英国和法国的考虑，美国在处理战时和战后事宜中，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久处边缘的中国忽然成了世界“四大国”的一员，胡适对此十分珍视，他曾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装，学美国革命时的杰弗逊与国民党一起搞两党政治。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胡适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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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胡适已可以强调，贫弱的中国已跻身世界四强，政府当然要维持这难得的“国际威望”。对始终着眼于“世界”的胡适来说，从“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到“世界四强”，这无疑是几代中国人期盼已久的质的转变。岂止国民党政府希望维持，胡适更希望其能够维持，他不能不支持“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存在，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才不致为其他三大国所否认。所以，胡适公开宣布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戡乱动员令”，认为政府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既是自卫也有此义务。[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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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极为珍重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然而，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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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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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钱端升致胡适》（1926年11月4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06、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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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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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适日记，19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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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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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口述自传》，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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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这一整套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阶段性系统论述，主要见于其1926—1927年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重要也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和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前者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后者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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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讲、孟侯记《新文学运动之意义》，《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第2—4页；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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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谱》，第112—13、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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