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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59 向有“觇国”习惯的胡适,即使不身与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政治,也有“为国人之导师”以澄清天下的素志,其实从来就不曾仅以学术为他的志业。从前引他给丁文江的信中提出的三条路看,胡适早已决意不参与“反动的政治”,而最初两三年的“党治”经历使他认识到,他实在也“不能加入急进派”;这样,胡适就只能回到学术思想上的缓进之路,从“人权”这一半政治半思想的长远和广义层面向新政权进“诤言”。在这样的行为也不能为国民党所容忍后,胡适干脆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将国民党革出新文化运动的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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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61 问题在于,这样的划断干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心安,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胡适在一年多前就领悟到,虽然中华民族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运会和时势却使中国这样一个20世纪的大国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事业。新当政的国民党所面临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种“不能却又不得不”的窘境。[84]胡适可以不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但他不能不做“国家的诤臣”。且正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篇文章中所说:“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除非放弃士人澄清天下之志,真的像国家主义派讽刺的那样做一个“聋哑”的学者,否则与“一国之公器”又怎么可能划清界限呢?从这个角度言,“诤友”与“诤臣”实难以区分,胡适仍不得不在此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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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63 进而言之,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结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造成的危急时局又把胡适逐步推向当政的国民党,他又不得不在国难的压迫下逐渐维护他所不欣赏的中央政府,逐步缓和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对立,先从讲“人权”退到讲“民权”,后来连“民权”也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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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65 到抗战爆发,在真正的国难面前,胡适完全放弃了他年轻时所说的可以让国亡了再来救的观念,他的爱国观已从理想转到现实层面。此后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国时的话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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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69 胡适在1934年曾慨叹说:辛亥时的革命者就“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从名义上改变了这一状况,部分出于牵制英国和法国的考虑,美国在处理战时和战后事宜中,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久处边缘的中国忽然成了世界“四大国”的一员,胡适对此十分珍视,他曾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装,学美国革命时的杰弗逊与国民党一起搞两党政治。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胡适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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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71 到1947年,胡适已可以强调,贫弱的中国已跻身世界四强,政府当然要维持这难得的“国际威望”。对始终着眼于“世界”的胡适来说,从“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到“世界四强”,这无疑是几代中国人期盼已久的质的转变。岂止国民党政府希望维持,胡适更希望其能够维持,他不能不支持“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存在,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才不致为其他三大国所否认。所以,胡适公开宣布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戡乱动员令”,认为政府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既是自卫也有此义务。[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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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73 正因极为珍重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然而,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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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75 [1] 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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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77 [2] 《钱端升致胡适》(1926年11月4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06、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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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79 [3]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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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81 [4] 胡适日记,19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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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83 [5]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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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85 [6] 参见《口述自传》,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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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87 [7] 胡适这一整套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阶段性系统论述,主要见于其1926—1927年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重要也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和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前者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后者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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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89 [8] 胡适讲、孟侯记《新文学运动之意义》,《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第2—4页;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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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91 [9] 《年谱》,第112—13、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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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93 [10] 胡适日记,1925年“南行杂记”10月5日条、1926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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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95 [11] 胡适日记,1926年8月23日—10月14日;并参见Lewis S. Gannett,Young China,rev. ed.,New York:The Nation Inc.,1927;John McCook Roots,“Chinese Head and Chinese Heart,” Asia(Feb. 1927),pp.91-97,157-160,“The Canton Idea,” Asia(Apr. 1927),pp.285-288,346-352,“Sun Yat-senism,” Asia(May 1927),pp.361-365,43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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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97 [12]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4日。根内特对鲍罗廷和“清党”以前的蒋介石的看法都与此相同,特别是对蒋,连提的问题都相同。他认为蒋有理想,有军事能力,但怀疑蒋能否与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担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领导而不是谋求建立个人权威。这些顾虑,与宋子文颇相同,也很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只是在“清党”之后,根内特才写过攻击蒋的文章。不论他和胡适是谁影响谁,他们显然是讨论过这些问题。参见Gannett,Young China,pp.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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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299 [13] 本段及下多段均参见胡适1926—1927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和前引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并参见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14,11月2、4、26日。以下凡有关胡适在英美演讲的内容不再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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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301 [14] 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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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303 [15] 信的摘要见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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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305 [16] 胡适1926年9月的日记中收藏有一份以《警告旅欧华侨同胞》为题的传单,落款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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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9307 [17] 《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4月26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427、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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