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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觇国”习惯的胡适，即使不身与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政治，也有“为国人之导师”以澄清天下的素志，其实从来就不曾仅以学术为他的志业。从前引他给丁文江的信中提出的三条路看，胡适早已决意不参与“反动的政治”，而最初两三年的“党治”经历使他认识到，他实在也“不能加入急进派”；这样，胡适就只能回到学术思想上的缓进之路，从“人权”这一半政治半思想的长远和广义层面向新政权进“诤言”。在这样的行为也不能为国民党所容忍后，胡适干脆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将国民党革出新文化运动的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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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样的划断干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心安，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胡适在一年多前就领悟到，虽然中华民族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运会和时势却使中国这样一个20世纪的大国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事业。新当政的国民党所面临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种“不能却又不得不”的窘境。[84]胡适可以不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但他不能不做“国家的诤臣”。且正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篇文章中所说：“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除非放弃士人澄清天下之志，真的像国家主义派讽刺的那样做一个“聋哑”的学者，否则与“一国之公器”又怎么可能划清界限呢？从这个角度言，“诤友”与“诤臣”实难以区分，胡适仍不得不在此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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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结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造成的危急时局又把胡适逐步推向当政的国民党，他又不得不在国难的压迫下逐渐维护他所不欣赏的中央政府，逐步缓和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对立，先从讲“人权”退到讲“民权”，后来连“民权”也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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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战爆发，在真正的国难面前，胡适完全放弃了他年轻时所说的可以让国亡了再来救的观念，他的爱国观已从理想转到现实层面。此后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国时的话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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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1934年曾慨叹说：辛亥时的革命者就“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从名义上改变了这一状况，部分出于牵制英国和法国的考虑，美国在处理战时和战后事宜中，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久处边缘的中国忽然成了世界“四大国”的一员，胡适对此十分珍视，他曾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装，学美国革命时的杰弗逊与国民党一起搞两党政治。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胡适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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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胡适已可以强调，贫弱的中国已跻身世界四强，政府当然要维持这难得的“国际威望”。对始终着眼于“世界”的胡适来说，从“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到“世界四强”，这无疑是几代中国人期盼已久的质的转变。岂止国民党政府希望维持，胡适更希望其能够维持，他不能不支持“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存在，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才不致为其他三大国所否认。所以，胡适公开宣布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戡乱动员令”，认为政府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既是自卫也有此义务。[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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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极为珍重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然而，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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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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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钱端升致胡适》（1926年11月4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06、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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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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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适日记，19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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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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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口述自传》，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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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这一整套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阶段性系统论述，主要见于其1926—1927年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重要也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和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前者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后者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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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讲、孟侯记《新文学运动之意义》，《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第2—4页；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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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谱》，第112—13、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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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适日记，1925年“南行杂记”10月5日条、1926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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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日记，1926年8月23日—10月14日；并参见Lewis S. Gannett，Young China，rev. ed.，New York：The Nation Inc.，1927；John McCook Roots，“Chinese Head and Chinese Heart，” Asia（Feb. 1927），pp.91-97，157-160，“The Canton Idea，” Asia（Apr. 1927），pp.285-288，346-352，“Sun Yat-senism，” Asia（May 1927），pp.361-365，43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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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4日。根内特对鲍罗廷和“清党”以前的蒋介石的看法都与此相同，特别是对蒋，连提的问题都相同。他认为蒋有理想，有军事能力，但怀疑蒋能否与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担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领导而不是谋求建立个人权威。这些顾虑，与宋子文颇相同，也很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只是在“清党”之后，根内特才写过攻击蒋的文章。不论他和胡适是谁影响谁，他们显然是讨论过这些问题。参见Gannett，Young China，pp.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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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段及下多段均参见胡适1926—1927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和前引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并参见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14，11月2、4、26日。以下凡有关胡适在英美演讲的内容不再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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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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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信的摘要见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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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胡适1926年9月的日记中收藏有一份以《警告旅欧华侨同胞》为题的传单，落款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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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4月26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427、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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