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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吴稚晖致胡适》（1928年3月4日），《书信选》上册，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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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书信选》上册，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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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胡适日记，192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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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丁文江致胡适》（1927年8月16、26日及一无日期信），《书信选》上册，第440、441、454页。曾服务于北洋派的丁文江对南方的内乱并不幸灾乐祸，颇有政治家风度。他觉得北方许多人对沪宁分立的局面“大高其兴，至为可笑”。相反，丁氏观察到“日本方面，又借此大活动。东三省大约至少又须送一条铁路给他”。照丁文江看，“真正可怕”的，是“日本在东三省及内蒙的野心”。至于国内局势，不过才“大乱方始，岂是一时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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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胡适致蔡元培》（1927年10月24日），《书信选》上册，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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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7、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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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8、19日。到晚年时胡适承认自己对共产党的估计错了，觉得吴的“远虑是很可以佩服的”，但那时的语境和心态都已大不相同了。参见《年谱长编》第3册，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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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胡适日记，1928年5月20、21日；《年谱长编》第3册，第734页记有胡适晚年的回忆，略有小误差，但受签诗影响急于要走的心态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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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胡适日记，192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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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谈话录》，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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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胡适致吴稚晖（稿）》（1928年6月16日）、《朱经农致胡适》（1928年7月，无准确日期），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7月5、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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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胡适致蔡元培（稿）》（1928年6月16日）、《蔡元培致胡适》（1928年6月24日、8月13日），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1928年7月8日日记；《胡适致蔡元培》（1928年6月27日），《书信选》上册，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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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胡适日记，1929年2月28日所附剪报，6月16日；《史济行致胡适》（1929年8月30日），《书信选》上册，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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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26日、4月7、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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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胡适在1933年谢绝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说，他希望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4月8日），《书信选》中册，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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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胡适日记，1928年5月4日剪贴有此演说内容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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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6、21日及所附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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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胡汉民致胡适》（1928年6月29日），《书信选》上册，第437—38页；胡适日记中有《名教》的原稿，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名教》一文中对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大加挖苦，其实他当年写的《努力歌》中，也不乏“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这样的句子。其调子及格式都与胡适另一首以“《炸弹》诗”而知名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没有多大区别，在那诗中他也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与他此时颇看不上眼的国民党之标语口号并无什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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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胡适日记，1928年9月3日、12月4日，傅斯年信收入1928年8月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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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本段与下段均见胡适日记，192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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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胡适日记，1929年3—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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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胡适与王宠惠往来信函》（1929年3月26日、5月21日），《书信选》上册，第508—509、513页；《谈话录》，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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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及所附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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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1、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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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就是在旧稿的基础上改写的，从胡适日记中可看到一些关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读书笔记，从稿纸和所用的笔看，大概是在美国介绍孙氏学说所写，那时并无批判的意思，则对孙的批评部分很可能是1929年后加的，故胡适批孙其实也不过像他论吴稚晖一样是“借刀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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