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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张岱年：《论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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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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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张振之等：《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集，上海光明书局，我所见的是1930年的再版，承邹重华先生代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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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胡适日记存《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收入新月书店1930年版的《人权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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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胡适：《中国与民主》，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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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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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蒋介石1928年8月7日的讲话，《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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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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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胡适：《人权论集·小序》，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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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胡适：《〈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的《淮南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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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申报》1930年11月15日，转引自易竹贤《胡适传》，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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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胡适日记，1928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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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胡适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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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胡适：《双十节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22号，1934年10月14日，第2—4页；胡适对“戡乱动员令”的评论见南京《和平日报》1947年7月7日，转引自贾祖麟《胡适》，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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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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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胡适其实一直不那么欣赏国民党的统治，在努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同时，仍尽量争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初，胡适滞留美国，尚存观望之心。但由于美国真心接纳胡适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国士人的脸面，故即使饿饭，也不愿“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1]不过，胡适要维持这一点，也就不得不于1958年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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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湾也有许多人不欢迎胡适。从政治上言，胡适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于1949年办了一份《自由中国》的刊物；其初衷本是为反共，因为在那时已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却与国民党的思想也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处处都想加强控制，包括思想的控制，而一份见解独立的自由主义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异军”；即使其不反国民党，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况这些人还总想让国民党从思想到行为都有较大的改变，结果不能不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终为国民党所镇压，实非创办人始料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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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胡适抵台湾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总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总政治部方面对一直扮演该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适，暗中是很不欢迎的。另外，就是在读书人中间，也不是没有不欣赏胡适的人。在当地的思想文化界，许多人已在艰苦的条件下靠奋斗闯出一点名位，现在突然一位大菩萨从天而降，又要来做士林领袖，他们当然不见得欢迎。同时，也真有那么一部分民族主义倾向甚强的人，他们根本认为胡适太西化，未必爱国，而西化又是中国这么多年的艰难遭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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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胡适到台湾时就发现，一本专门攻击他、名为《胡适与国运》的书已出版。而且这书显然不是没有影响。胡适初回台湾时，许多人确实认其为不爱国之半洋人。如后来胡适颇欣赏的记者李青来，也是在经常采访胡适之后，“才明白了真正爱国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渐对胡尊敬起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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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相互的不信任都很深，而胡适一向甚强的防卫心态到老也并未稍减。胡适到中研院后，以前中国公学的学生、长期在朱家骅手下工作的胡颂平被安排给他做秘书。胡颂平一直暗中记录胡适的言行，后来“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于是故意在办公室记日记，等细心的胡适来“发现”。果然，胡适看见颂平记东西，即问记什么。当颂平说是记胡适的言行时，他“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胡颂平解释说是要把胡适这个“国之瑰宝”的言行传世，并说整理出来要请胡适过目。修养极深的胡适“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但仍脱口说出：“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胡适“再想了一想”，又对胡颂平说，以后记的东西也不必给他过目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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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相当传神，显然胡适对派给他的秘书是有点戒心的。而且他也清楚，对他的秘书要么信任，要么就自己留心。因为，假如这秘书真的是为什么人记录的话，则“整理”过的东西也确实不必过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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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同时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如蒋廷黻曾想组党，就只要借胡适的名头一用，余事他可以不管。可是胡适是服膺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之道的，其一生最重的恰是一个名，哪里能随便借给别人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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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到台湾之初，徐复观给他的一封信就很有象征意味。徐氏在1958年4月写信给胡适，说他看见胡适“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又奉承胡适“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但该信主要的部分，是徐或者代表一部分人表达了对胡适的“期望”。他说：“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人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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