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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去是外国，外国也是过去。胡适说西方，正与历代士人讲“三代的辉煌”相类，其所针对的和要表达的，多少都含有对时政的不满。他讲话后，有人便说是投下一颗炸弹，不少人撰文正面攻击他。胡适反在这些攻击中发现了他讲话的价值：“这里糊涂的人还是那么多，我三十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7]但三十多年前的老话还值得重说，不也正是三十多年来胡适的大部分努力都已落空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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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击胡适的文章中，有一位研究近代史者写的长两万七千字文章，颇能道出一些关键。那人说：“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可见攻击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重的正是“地盘”。此人并攻击胡把持庚款基金，胡适自辩说，他并未“吞没”这些中基会的经费。但胡适自己未吞没，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将其分给朋友。可知这也是学术界的旧怨再提，正与50年代大陆有些批判胡适的作者同。这一攻击也从侧面证明胡颂平所说的胡适转变台湾风气的作用——胡适到了台湾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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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攻击胡适最厉害的还是徐复观。胡适讲话后，徐在《民主评论》上撰文攻击胡“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他“宣布”：胡适做中研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徐并指出，他这样说，不是因为胡“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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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徐氏当年给胡适写信的一个目的，是请他到东海大学演讲。但胡适在东海大讲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后来人走错了路，就缠小脚写律诗了。徐即席反驳说，缠足不是中国文化。胡再反问，如果缠了一千年的小脚还不算中国文化，那借鉴了大量佛教内容的宋元理学又算不算中国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错了人，请来其思想的对立面，大约从那时起就对胡十分不满。蓄积既久，怨毒转深，骂起人来不觉就忘了自己那时已是一个学者的身份了。但以学者而出此村妇骂街的词语，就真有欲效小说中诸葛亮骂王朗之意，要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了。后来有人说反胡派想乘胡适心脏病突发住院之际猛攻，手法狠毒，看来也不全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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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住院时，秘书等本想将此事瞒着，但到攻胡已发展到“立法委员”的质询而成报纸新闻时，就瞒不住了。胡适自己也开始收集有关文章，自称“我就是看了也不会生气的”。但他马上想起了当年杨杏佛骂他，他曾报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显然是已很生气，于是书写前人咏弥勒佛的对子以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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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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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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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他已觉此事“难容”了。到看了徐复观的骂人文章，气已甚大，自己也说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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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1962年2月14日，胡适在中研院欢迎海外院士的酒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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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这些话蕴涵着多重意思。人人当然都知道这里有反说之意。他所列举的言论自由的处所，正是当时“质询”他的地方；代表言论自由的杂志，也正是围剿他的机构。以胡适的谨慎，竟然在有许多海外来客的公众场合说出“围剿”这样的字眼，可知其生气的程度已非一般。但胡适也不全是说反话。因为政府里和杂志上也都有人在为他说话。而且，胡适不能说——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认同的地方是个不讲言论自由的地方。胡适是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个“完整一致”的形象的，这是他许多时候虽已很勉强也不肯认错的一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果胡适所认同的竟然与他此时所说的全然相反，那中国有一个胡适与没有胡适不是就没什么区别了吗？胡适的一生岂不成了一场大梦！胡适不肯信，也决不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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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胡适这个“不可药救的乐观主义者”也确实还有深一层的希望。在内心的深处，他始终希望他的祖国、他的民族在他所构想的现代世界里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人后，当然也包括在言论自由方面。别人只见他常说中国处处不如人，不知这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其实也是一句“反话”！言下深藏的，恐怕是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与孙中山想要凌驾于欧美之上，可谓两心相通。这是他毕生的梦想、终极的追求。故胡适说这些告别之言时——虽然他不是要告别——很可能衷心希望他所说的全都是事实。他大概也希望他这一次的反话会使他的同胞，包括质询和围剿他的人，听了这些话后能往言论自由的方向多走一步，这样他的话终会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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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在1916年的白话诗《孔丘》中就说过，“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12]这是真解悟，大约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生实行之。同时胡适又一向“宁可失之忠厚”，此次虽然确实生气，仍委婉出之，对国人寄予厚望。有望才有怨，怨是为了望。一代哲人正是在这怨和望交织之中与世长辞。后人若只看见那开头的生气，忘掉了临去的微笑，实在是看轻了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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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书初版一年后的1996年9月，承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邀请，到那里做了关于胡适的专题演讲。其间也曾前往毗邻的胡适公园墓前凭吊，思绪万千之中，仿佛仍看见胡适那临去的微笑。也许，后人最好的纪念，便是同样报之以微笑。傅斯年曾论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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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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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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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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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影响的广狭来说，以胡适比耶稣，或有些“拟人不伦”（傅先生是把耶稣看作人类之一的）。若不以功业论，则胡适秉承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真精神，正如傅先生所说，“终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我们能不向此长阶上的石级报以微微一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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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微微一笑之中，想象他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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