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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于农村工作是先父一生的另一重要阶段，前后约十年（1928 年至1937 年）。这个十年，只留有日记三年，且极为简略，若非其本人甚难读懂；幸好先父晚年曾逐日作了说明，由笔者记录，作为注释附于其后。因此，尚可起些“窗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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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至1947 年，又是一个十年，这个时间段，先父全部时间与精力，几全部投入于争取国家的团结统一之中。他认为：“统一问题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统一才是生机，不统一便是死路。”当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已占据我半壁江山，可是国共间在一度有所团结后，不久即分裂，且日益加剧。于是先父又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联络于第三方面人士之中，其重要活动有：访问延安（1938 年），巡视山东敌后（1939 年），组建中国民主同盟（1941 年），赴港创办《光明报》（1941 年），以及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 年）等。可是这十年只有两个“窗口”留存。一是皖南事变发生后，有极简略的日记，且不足两个月，记录了奔走于党派之间的经历。二是巡视山东敌后的日记，前后约八个月，逐日记下了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经历及敌后见闻。通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较具体了解当年战争的惨酷、敌后百姓之苦难，以及党派之争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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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0 年至1980 年，连续三十年有日记；如参观访问解放后的城乡新变化（1950 年至山东、河南及东北各省），又如主动要求“参观”土改（1951 年至四川合川），所见所闻日记中均有记载。“文革”中，遭抄家和人身侮辱，其感受与心境，日记中有真实的记录。上世纪70 年代年逾八十，作为“反面教员”于历次运动中如何应对与感受，自然也是日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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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因“文革”抄家之祸，这个三十年日记的大“窗口”也难免遭灾难。三十年日记中，全部丢失的有六年（1955 、1958 、1959 、1960 、1964 、1965），严重残损的有四年（1952 、1957 、1962 、1963），可作为了解他生活的只有二十年，这个大“窗口”残破不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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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只供个人备忘，先父日记字句简短，且多省略，读来令人费解之处不少。编者试写了提要与解说性质的文字若干，并附有同年国内或国际大事举例，借以显示日记写作时的年代背景，刊于当年日记之前，以供参考。原有脚注内容，也作了增补或勘误。此外，还编制了主要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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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宽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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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9 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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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大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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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日记 1932 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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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邹平县的第二年。此时院长为梁仲华先生，著者任研究部主任，以教学为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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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可见因研究院初建，著者忙于各地奔走，或联络（为引进人才，合作研究等），或讲演等（多为应邀介绍自己的乡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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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晚年回顾当年：“作起乡村运动来，倒是惬意恰心，仿佛‘这是我的行业！’当初所谓‘重振古人讲学风气而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合而为一’那句话，至此算是满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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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仍兼任《村治》月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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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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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在沈阳发动侵华战争，至1932 年2 月，东北全部沦于日军之手。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在我东北得手之后，1932 年1 月28 日，日军由租界进攻上海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一· 二八事变”。3 月初，日军在太仓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退。经英美法意等国“调停”，5 月5 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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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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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 回邹〔平〕。下旬 回北平晤任潮[2]。住两夜仍回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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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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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因国难会议回北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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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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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回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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