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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三月江南草长、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秋叶乱飞的时节，蔡元培、胡适、鲁迅先后到达上海。曾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年后再聚上海，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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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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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肃杀之气的1927年1月5日，蔡元培与马叙伦乘船抵达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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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是因为国民政府任命他做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后，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让他到宁波考察。不料下船之后，宁波街头到处都是刚反正的周凤岐溃兵。为了安全，他们忙避至象山，然后渡海到福建，一直到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才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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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福州，何应钦率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刚攻克福州。何应钦得知“党国元老”蔡元培到福州，即设宴为他洗尘。然后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分别被请到革命军和福建省国民党党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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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到福州购买书籍，从报上得知自己就读北京大学时的校长、恩师已到闽，便请校长到风光秀美的厦门小住几日。到了厦门，蔡元培见厦门大学正在闹学潮。校内的北大毕业生们纷纷看望老校长，交谈中，蔡元培已听出，此次学潮与鲁迅的支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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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校长林文庆已到新加坡向创办厦大的林嘉庚告急，校方仍热情隆重地宴请了学界巨擘。宴席上，应邀的顾颉刚坐在蔡元培身旁。宴会间，学潮是免不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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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年1月2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其中说，“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有这样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好像也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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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联系以前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的，朱山根（原信作顾颉刚）是胡适之信徒，另外两三个，好像也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什么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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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先生的这几封信，有助于了解鲁迅与厦大的学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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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结束厦大宴请之后，下午蔡元培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在谈到浙江的革命事业落后，他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力排万难仍无起色时，已年至六十的老人，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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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浙江同乡姜绍谟，追随蔡先生多年，深有感触。他是1924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在杭州的好友马叙伦与夏超交情很深，便鼓励马叙伦顺利策反了夏超，但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殉职道中。姜绍谟随蔡元培一路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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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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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绍谟见厦门浙江同乡会赴会者不少，听完天下无人不识的蔡先生演讲，都用浙江乡音，热烈地交谈。令姜绍谟困惑的是，与先生同籍，先生多次给予提携、帮助的鲁迅，为何躲着不见他人生中的贵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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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绍谟听厦大的朋友说，鲁迅一到厦大，就与谦和正直的顾颉刚等同事闹矛盾，冷言冷语相向，而顾颉刚却蒙在鼓里。有人说，鲁迅素与陈源（陈西滢）交恶，顾颉刚与陈教授交谊很深，故迁怒于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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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1月7日的日记，上有收到上月“薪水泉四百……夜赴浙江同乡送别会”。8日日记“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百万俱至，同至洞天夜饭”。9日“至鼓浪屿午餐”。10日“在别有天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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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到访厦门期间，鲁迅并无要事缠身，而是天天会客、送别、宴饮，却有些悖于常理、不近人情地独不见给予自己重要帮助的同籍长辈，让人弄不明白。忠厚长者蔡元培至死也没有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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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白崇禧所部也推进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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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共产党发动了旨在瓦解孙传芳后方以支持北伐，尽可能控制上海的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上海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与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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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坐镇上海，发动了这场政变，而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发动这场政变，毕竟是着险棋，险象环生，只要走错一步，则全盘皆输。此事已牵涉中外舆论。蒋介石为蒙骗舆论，决定要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认为议案和通电，最好由在政界有很好口碑的“党国元老”出面。他最先想到的是蔡元培。他既是学界泰斗，且有道德文章。老谋深算的张静江，更知道蔡先生为人善良，易被人利用，他历来主张通过互助改良社会，天性反对暴力，他一生笃信教育可以救国而又苦于难以回到北京，大展宏图。以由他执掌全国教育和文化为诱饵，争取他出面参与“议案”和“通电”，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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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由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血战，终于掌控了这座大都会时，白崇禧的部队也逼近了上海郊野，两相对望，旌旗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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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报纸得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蔡元培突然忆起1917年仲春，在天津南开中学见到的英气勃发的青年周恩来。那次，蔡元培应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学校演讲。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之后，一位面若朗月的英俊少年，拿着一沓速记讲稿，向他鞠躬后仪态大方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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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我很早以前就拜读您的大作，受益匪浅，今天一睹先生风采，聆听先生至理宏论，深受教育。我速记一份先生的讲稿，准备发在校刊上，现请先生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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