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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是先总理的遗训啊，北伐尚未成功，就同室相煎，这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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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面带悲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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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先违背总理遗训，先向我们进攻，党国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江西、两湖工农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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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早在从闽回浙的路上，已感到北伐军将领有严重的反共情绪，各种关于工农革命的流言，也在军队和民间流传。现在听着张静江的喋喋不休，变得迷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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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见攻心已收到效果，便又加了把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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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兄，蒋先生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到上海，他要当面请教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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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蔡元培在张静江的苦苦逼劝下，与他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同车而行的，还有从已沦为奉系控制的北大逃亡出来的马叙伦和蒋梦麟。火车在沪杭铁路上走走停停。蔡元培等这些政学界的要人，只能乘一节破旧的封闭运货车厢，颠簸着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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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龙华，白崇禧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一行，喜形于色地讲了一番部队进城、“清剿”北方军残部，下令停止罢工，收缴枪械武器，严禁袭击英、美、日领事馆等革命成果。后又大讲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煽动排外恶性事件，致使外国军舰以撤侨民为名，猛轰南京城，死伤数千中国人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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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听罢，仰天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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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已闻到了同室操戈的血腥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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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蒋介石在枫林桥总部行营，接见了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作陪的是吴稚晖。蒋介石虽已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在元老面前非常谦和有礼。他以军人的威仪，腰板挺直地长谈了几个小时，无非是说“清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苏俄的鲍罗廷正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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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原本就不想搅进“清党”的深渊，他一再声明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懂政治。他希望“清党”不是滥杀，即便某些人有罪，也应通过法律程序，不能为排斥异己草菅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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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听罢，满面笑容，说蔡先生不愧是知识泰斗，仁爱之心令人感动，以先生才学人望，我希望您主政全国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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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赞成吴稚晖出面提出的“清党”议案，与张静江、吴稚晖等反共先锋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屠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道义的借口和合法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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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的庆典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并在阅兵典礼后，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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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为了救国，为了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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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甚至思想苦斗之后，走上了人生和历史的歧路。“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蔡先生的自我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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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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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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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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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对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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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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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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