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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兄，蒋先生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到上海，他要当面请教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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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蔡元培在张静江的苦苦逼劝下，与他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同车而行的，还有从已沦为奉系控制的北大逃亡出来的马叙伦和蒋梦麟。火车在沪杭铁路上走走停停。蔡元培等这些政学界的要人，只能乘一节破旧的封闭运货车厢，颠簸着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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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龙华，白崇禧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一行，喜形于色地讲了一番部队进城、“清剿”北方军残部，下令停止罢工，收缴枪械武器，严禁袭击英、美、日领事馆等革命成果。后又大讲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煽动排外恶性事件，致使外国军舰以撤侨民为名，猛轰南京城，死伤数千中国人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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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听罢，仰天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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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已闻到了同室操戈的血腥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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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蒋介石在枫林桥总部行营，接见了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作陪的是吴稚晖。蒋介石虽已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在元老面前非常谦和有礼。他以军人的威仪，腰板挺直地长谈了几个小时，无非是说“清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苏俄的鲍罗廷正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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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原本就不想搅进“清党”的深渊，他一再声明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懂政治。他希望“清党”不是滥杀，即便某些人有罪，也应通过法律程序，不能为排斥异己草菅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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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听罢，满面笑容，说蔡先生不愧是知识泰斗，仁爱之心令人感动，以先生才学人望，我希望您主政全国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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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赞成吴稚晖出面提出的“清党”议案，与张静江、吴稚晖等反共先锋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屠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道义的借口和合法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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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的庆典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并在阅兵典礼后，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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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为了救国，为了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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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甚至思想苦斗之后，走上了人生和历史的歧路。“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蔡先生的自我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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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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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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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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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对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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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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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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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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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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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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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访“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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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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