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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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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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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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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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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和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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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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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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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天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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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是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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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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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千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同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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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青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作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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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平，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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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陆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细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是极荣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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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里，与包天笑旗鼓相当，在上海滩也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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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也是江苏人，生于上海。早年丧父，依靠寡母艰难度日，在私塾、小学、中学品学兼优而免费求学。十六岁在书摊购《浙江潮》杂志，见一讲法国将军恋爱的故事，深受感动，将之改编成五幕剧本《爱之花》，寄《小说月报》，竟很快发表。不久又被春柳剧社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那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也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那是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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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和包天笑一样，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因他通晓英文，翻译基本忠于原著。数量也多于包天笑，到1936年，所译作品已逾百种。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在北京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工作的鲁迅，见到此丛书，即与周作人一起，报请教育部以该会名义嘉奖。鲁迅还在《教育公报》上对此书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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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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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的同时，周瘦鹃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创作了大量“哀情”小说。周瘦鹃出身贫寒，年轻时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失恋史。原本由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因对方嫌贫爱富而遭毁约，对他打击颇重。在译外国文学时，西方的“唯情说”，爱情至上，“芸芸众生皆情人”的观念，深入其心。这种失恋史，作为潜意识的一种积淀，会对周瘦鹃的创作产生心理暗示，故周瘦鹃在创作小说时，多是志坚情专而又结局不幸的恋情故事。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相比，虽然周瘦鹃笔下的爱情，与他人创作皆有通病，极少触及社会本质，人物也多概念化而欠丰满鲜活，但周瘦鹃的小说极具个人的色彩。比如他在小说《断肠日记》结尾“附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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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能入彼人之目，而酬吾以数行热泪者，则此惨淡之文字，当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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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为小说人物而写，也是作者心中的哀情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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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主人公宗雄临终时，劝妻子纫芳另嫁人。而纫芳却曰：“阿郎休矣。侬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也！”将忠贞当作爱情圣殿上的祭品，将它“圣洁化”，不仅是这类“哀情”小说的俗套，还散发着封建的从一而终的陈腐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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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五四”的影响，周瘦鹃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十年守寡》等小说，情绪已不像过去那么低沉，已有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思想有了明丽色泽。而《血》写小铁匠惨死，《脚》反映跛脚劳动者苦难生活，已见周瘦鹃开始关注社会，同情劳工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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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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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子舍命救父，原本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当然又是个悖论。郑振铎、郭沫若批评周瘦鹃，他们自己却给后人留下足以玩味的可笑话题。作为文化名人，他们的人伦、孝道何在？“惹人笑话”者，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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