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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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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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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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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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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和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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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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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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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天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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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是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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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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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千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同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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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青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作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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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平,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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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陆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细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是极荣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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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里,与包天笑旗鼓相当,在上海滩也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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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也是江苏人,生于上海。早年丧父,依靠寡母艰难度日,在私塾、小学、中学品学兼优而免费求学。十六岁在书摊购《浙江潮》杂志,见一讲法国将军恋爱的故事,深受感动,将之改编成五幕剧本《爱之花》,寄《小说月报》,竟很快发表。不久又被春柳剧社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那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也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那是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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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和包天笑一样,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因他通晓英文,翻译基本忠于原著。数量也多于包天笑,到1936年,所译作品已逾百种。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在北京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工作的鲁迅,见到此丛书,即与周作人一起,报请教育部以该会名义嘉奖。鲁迅还在《教育公报》上对此书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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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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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的同时,周瘦鹃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创作了大量“哀情”小说。周瘦鹃出身贫寒,年轻时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失恋史。原本由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因对方嫌贫爱富而遭毁约,对他打击颇重。在译外国文学时,西方的“唯情说”,爱情至上,“芸芸众生皆情人”的观念,深入其心。这种失恋史,作为潜意识的一种积淀,会对周瘦鹃的创作产生心理暗示,故周瘦鹃在创作小说时,多是志坚情专而又结局不幸的恋情故事。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相比,虽然周瘦鹃笔下的爱情,与他人创作皆有通病,极少触及社会本质,人物也多概念化而欠丰满鲜活,但周瘦鹃的小说极具个人的色彩。比如他在小说《断肠日记》结尾“附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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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能入彼人之目,而酬吾以数行热泪者,则此惨淡之文字,当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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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为小说人物而写,也是作者心中的哀情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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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主人公宗雄临终时,劝妻子纫芳另嫁人。而纫芳却曰:“阿郎休矣。侬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也!”将忠贞当作爱情圣殿上的祭品,将它“圣洁化”,不仅是这类“哀情”小说的俗套,还散发着封建的从一而终的陈腐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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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五四”的影响,周瘦鹃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十年守寡》等小说,情绪已不像过去那么低沉,已有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思想有了明丽色泽。而《血》写小铁匠惨死,《脚》反映跛脚劳动者苦难生活,已见周瘦鹃开始关注社会,同情劳工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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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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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子舍命救父,原本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当然又是个悖论。郑振铎、郭沫若批评周瘦鹃,他们自己却给后人留下足以玩味的可笑话题。作为文化名人,他们的人伦、孝道何在?“惹人笑话”者,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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