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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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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大莫如心死。可怜的小脚朱安，作为弃妇和周家的用人，从此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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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人们谁都不待见的周家二太太羽太信子，见事不公，很仗义为朱安鸣了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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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本不关我的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可怜的大嫂朱安和妹妹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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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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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的“人性的艺术”进行论争。大师们拉开了文坛的“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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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全国飘扬，蒋介石的国民党新握权柄。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王朝诞生。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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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沈从文、丁玲、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施蛰存、戴望舒、张资平、叶圣陶、茅盾、冯雪峰、瞿秋白、包天笑、周瘦鹃、叶灵凤、柔石、叶紫、蒋光赤、胡也频等一众作家会聚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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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旗帜鲜明，纷争不休。八方豪杰，英雄不问出处，“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出文学江湖的恩怨情仇。开启了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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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独裁专制，一方面宣传自己，过于淫滥，比如《蒋介石北伐》影片到处公演；另一方面限制别人言论自由，远胜过北洋军阀时期。只准州官放火，不允百姓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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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胡适的日记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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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有郁达夫写的《〈白华〉的出现》一文，文中说：“言论创作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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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就公布了十多家期刊为“反动刊物”，它们包括《创造月刊》《流沙》《奔流》《洪荒》《血潮》《太阳月刊》等；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店被指控为“共产党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郁达夫、蒋光赤被打成“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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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当局又发布《取缔种种匿名出版物令》，巧立名目，动辄以散布“共产党言论”为由取缔地下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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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老板发起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遭到当局的否决，不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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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的丑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毅然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有价值的期刊，就是敢说真话，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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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言论自由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一干自诩革命者，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偏激观点，“围剿”鲁迅、茅盾。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两败俱伤的缠斗，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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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不赞同“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其实若读其《论思想统一》，应该知道梁实秋是向国民党要“自由”的文艺，反对“主义”的文艺。对梁实秋的偏见，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激烈对立，转为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批判梁实秋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没掌握在手，与梁实秋的论争，岂能弄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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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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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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