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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史》，实际上是张静庐将自己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在恪守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故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如果说《革命外史》别具价值，那就是它写了一种严酷的真实，记录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政党、政权，其机体、精神已开始腐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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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说文本，《革命外史》也独具特色，它像文学性小品，又像新闻采访化的二人转，还有点像情景喜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为免遭“党国”和其控制的舆论加害，又要《革命外史》顺利出版，张静庐不得已而为之地赋予小说含蓄幽默的特质。他在《自序》中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几卷通俗的小说，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毁吾党同志的恶意”云云，淡化小说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斗争智慧，甚或说，它意外地构成了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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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庐在《革命外史》的《自序》中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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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胆小，所以脱稿了两个多月，却没给它见过人面；一来怕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硬将这里面所记的不相干的事，派在自己的头上，说是有意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清不白地赏赐你一个“反动”的罪名，于是乎“小说者流”变成反动分子，这本小说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殇了；二来，怕忠实的同志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清党以前的事，做书的没有加以说明，囫囵吞枣，怕看小说的人们误会到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身上，使对国民党的信仰低落，为保全党的威信，给你一个“停止发卖”的命令。因此，我虽写成了这几卷无聊的小说，却不敢拿出来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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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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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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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茅盾创作小说《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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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到上海后，租住景云里，与茅盾成了邻居，但此前彼此并未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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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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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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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与鲁迅相邻，但他们来往不多，茅盾也未曾到鲁迅的寓所去拜会。鲁迅与周建人也只到茅盾寓所“坐了一回”（茅盾语）。茅盾说，“那时我行动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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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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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昭看到，鲁迅每天吃晚饭，他总喝一小酒盅酒，偶尔留她吃饭，他会固执地劝她也喝酒，弄得陈学昭很窘。鲁迅说：“虽然你不喜欢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说着已有半盅下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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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茅盾家，则不同了，因茅盾夫人德沚女士与陈学昭很熟，彼此无须客气。饭桌上摆一瓶洋酒白兰地给茅盾斟一高脚杯，给陈学昭斟一杯，也给自己斟一杯。并不劝酒，自己端起杯很惬意地品着。茅盾也拿起杯，朝夫人和陈学昭举一下，很享受地喝一小口。然后说着趣闻逸事。陈学昭很自然地与他们同饮，她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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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自由”，是茅盾对自己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身份的一种别样表述。茅盾是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个小组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于1920年7月在上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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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从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离开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北京，并没影响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高涨热情。他在1920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并鲜明地提出新文学“要注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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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他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其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次年茅盾参与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任于1911年创刊的《小说月报》主编。有的文学史说，胡适推荐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王云五支持守旧派，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按此说，茅盾的重要作品《蚀》怎么偏偏在《小说月报》先后发表呢？事实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十二人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将沈雁冰接管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和《诗》月刊等期刊。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只是加强了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现明显的守旧派，而骨干力量一直是茅盾、叶圣陶等人。茅盾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可能让自己陷入进步与守旧的斗争中。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一是为了更好掩护自己，二是还要先后到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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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茅盾接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曾被粤军勒令停刊三天。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五卅惨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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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出席。会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留茅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接编《政治周刊》。2月，在毛泽东到湖、粤视察农民运动时，由茅盾代理他的工作。3月，国民党利用“中山舰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茅盾奉共产党指示回上海，继恽代英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并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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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茅盾正式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秋天，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从上海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接管《汉口国民日报》。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茅盾名列其中。茅盾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在他主编的《汉口国民日报》上，以“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为总标题，连续作了大篇幅报道。然后，茅盾按党中央指示到九江、庐山找党的关系，但未能找到党组织。只好潜回上海，住进景云里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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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去了恁多的篇幅，权且当作为茅盾所说“行动不自由”的长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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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自由”的茅盾，1927年10月请鲁迅与周建人来家“坐了一回”时，双方只是说了些客套话。一位是新文学运动的乘势英雄，一位是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重要文艺评论家，客气地走动一下，是当时文学圈子里的正常交往。况且周建人与茅盾都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登门晤面，更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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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隐居的茅盾，暂时无党的工作，载戢干戈，正可专心从事小说写作。况且那些他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结识的革命年轻人，特别那许多“新女性”的音容笑貌、思想意识、人生命运，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早就产生描写她们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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