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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比郭沫若到日本避难晚五个月。茅盾赴日，也为了避开国民党的通缉，同时也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并且使“精神苏醒过来”。这两句话，是从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摘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对自己内心存在的矛盾，作了审视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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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日本避难一年半。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篇）。茅盾在《〈虹〉跋》中说，这部小说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但小说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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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的主人公依如《蚀》，乃知识女性梅行素。她是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的女性。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她追求新生活和自我价值，也产生彷徨和苦闷。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梅行素开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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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没能通过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揭示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虽然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了严肃艺术对历史的延续和联系，但并未看到鲜活人物内心深处有人性的复杂存在。梁刚夫形象不够饱满，梅行素的思想变化缺少足够的依据。当然，梅行素的觉醒和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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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虹》反映了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产生的悲观彷徨情绪已明显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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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现在依然光芒四射。人性的弱点，茅盾也很难避免，我们要反省和克服这些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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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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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之武侠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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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是渊源最深远、读者最广泛的一种文本。鉴于武侠小说能开拓人们的想象，从中传递出与现实性有关的社会图景和人生的况味，特别是侠客能作为具有超世本领的入世力量惩恶扬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就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1985年3月1日《光明日报》）。但多年来，武侠小说一直饱受雅文学的歧视，文学史家也对它持有偏见，视为不入流，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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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仗剑出游之武士侠客，周秦时即已出现在社会生活与政治、战争风云中。《史记·游侠列传》对侠客予以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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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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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西汉之《庄子》《列子》《左传》《汉书》诸典籍中，都记有游侠、勇士之行迹；魏晋之《列异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中，更多涉游侠。唐时之“传奇”故事，宋、元、明话本，演说武侠，更是绵延不绝，开武侠小说之先河。清时朝中重臣如纪昀都以文言笔记体写短篇武侠作品，至晚清，侠义小说日趋繁盛，《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等纷纷亮相，武侠小说占去文坛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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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武侠小说以新的面孔姿态，充满活力地跃上文坛，在上海掀起足以让新小说望尘莫及的阅读潮流。其具有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家有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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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杀入武侠小说园地的是平江不肖生，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自幼习武，崇尚侠古之风，广交武术名家和民间侠义之士，怀有强烈民族意识。曾两度留学日本，返国后到上海落户，鬻文为生，以笔名“不肖生”自嘲。他的第一部作品，为《拳术讲义》，卖给《长沙日报》，筹得再赴日本的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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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在文坛暴得大名的是《留东外史》，与武侠无涉。而是别出心裁地写一儇佻之徒留日学生的龌龊生活，在国内时“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民国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过着“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小说虽有一定的认识作用，而被猎奇者追捧，但其格调不高，难入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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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不肖生一旦进入武侠小说疆域，他的才学、见识、心胸、灵魂，显露无遗。他的神怪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1923年起先在《红杂志》连载，后又在《红玫瑰》连载，大获好评。成书后，读者争相传阅，风靡全国，畅销东南亚。后被改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大众争相观看，轰动各大城市。由于观众如云，电影《火烧红莲寺》不断续拍，一直续了十八集，创中国电影续拍数量之最，至今无与比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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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地民众争夺地盘发生械斗为背景，勾连出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冲突、大动干戈的江湖恩怨情仇故事。小说刻画了昆仑派的红姑、笑道人，崆峒派的甘瘸子、常德庆等众多人物，演绎了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命运，谈不上个个鲜活，却各有奇特经历。然而作者并不专意呈现奇人怪事，而是通过奇特幻想，在世俗愿望与审美意象两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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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神怪，都意在表现最具普遍性的世俗愿望，即正义战胜邪恶，真善美制服假丑恶。武侠小说构筑的刀光剑影的剑侠江湖，实际是充满世俗价值观的现实世界。故事中的张汶祥刺马、火烧红莲寺，集中表达了丑恶可猖狂一时，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的世俗心理。而昆仑派开山鼻祖乃为明朝一皇子，此派侠客却抱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又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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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评论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他称之“侠义小说”）时，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就有偏见。清末武侠小说多写侠士除暴安良，伸张社会正义。鲁迅的上述评价，如果针对俞万春写的《荡寇志》是剀切的，但以此概括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就未免以偏概全，失之史家之识力和公允了。《江湖奇侠传》正是反“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格局，而写正邪两种力量的较量，并以此构成内在冲突的波节线和审美的张力。此外，《江湖奇侠传》在表现神怪因素的同时，又以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为背景，将侠客、术士、常人与飞剑、法宝糅合一起，使小说既有侠气、神气，又有市俗气；既有江湖恩怨的热闹，又有民俗民风的审美观照。所以才使《江湖奇侠传》成为武侠小说之奇葩，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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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作为左翼作家的社会团体，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上与鲁迅争得面红耳赤，甚或彼此动粗口谩骂讥讽，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革命文学”；而在“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上，左翼作家也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倒是已成为左翼作家一颗新星的丁玲，在谈到“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时，发表了真知灼见。她没有像左联一些作家那样，将《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没有理论支撑的苍白无力的批判，而令人瞠目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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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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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视之为，在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之前，丁玲的借鉴通俗文学的发言是最为有见地的意见，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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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的另一部近百万字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侠义英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杰作。平江不肖生在此书首回，就申明：“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的侠义英雄写照。”主要人物有霍元甲、大刀王五、山西老董、赵玉堂、杨露蝉等一干英雄好汉。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生死之交，霍元甲武功盖世，侠烈英气，被日本医生秋野毒害身亡等江湖事迹，使小说成为回荡着凛凛正气的英雄悲歌，洋溢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最为可贵的是小说反帝而不排外，把书中反映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提升到放眼世界和民族文化自省的高度上来，殊为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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