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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叶圣陶被邀为主要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他和俞平伯合编的文学研究会期刊《诗》，是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诗诗刊。1921年他离开苏州甪直小学后，先后在上海公学中学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预科等校任教，并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其间，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隔膜》。这是新文学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次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火灾》出版。成为继鲁迅《呐喊》之后新文学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全国最早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中，叶圣陶占了半壁江山，足见他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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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由朱经农介绍，叶圣陶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职业编辑，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以及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经他的慧眼发现并经手编辑发表的，这些作家自此闻名于文坛，成为那时文学星空中闪亮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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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是1988年陨落的，他除了给中国文学史留下《倪焕之》等一大批优秀文学遗产，还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材料。萧乾读了叶圣陶的日记，曾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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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史家将会由他的日记中寻觅到翔实可靠、不掩饰也不捏造的客观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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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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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常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作家群称为“京派”，将与之相对峙的上海文学称为“海派”。前者处新文学的中心，作家依托的几座堪称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已失去原先的思想锐气，但仍不失为全国思想的高地。后者由多种成分构成，包含的思想流派显得繁复而斑斓。“京派”以小说家沈从文为代表，“海派”代表人物则是现代诗人戴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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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戴望舒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期，发表《雨巷》《夕阳下》《静夜》等诗作六首，《雨巷》反响很大，遂使他以“雨巷诗人”闻名于诗坛。《雨巷》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朱湘的《采莲曲》被认为是新诗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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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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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愁怨的丁香姑娘意象，寄托现代寻梦者之诗人的缥缈忧伤。在艺术上，《雨巷》的现实情景中并没有诗人自己的情绪直接参与，其意蕴是遵循情景的自身发展逻辑，但它暗示了诗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对人生的体验。以“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的这种表述方式，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甚或如韦勒克所说的那种“辩证关系”。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戴望舒或许不一定喜欢现实主义，但他坚持诗歌应以“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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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读过《雨巷》后，说它“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称许《雨巷》“字的抑扬顿挫”与“情绪的抑扬顿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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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1925年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法语的同班者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是后来的“现代”派的班底，是有道理的。《雨巷》就是具有印象画派风格的诗。美学家朱光潜在《诗论》中说，《雨巷》有情绪的涌动，诗人还有一个大体完整的构图，所以无论画面清晰还是朦胧，你都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构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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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的现代派诗，固然以象征诗为主，但也包含旧有的浪漫主义成分和西方其他新进的现代派诗歌如意象派、玄学派、未来派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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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是个处于边缘文化的歌者，一位一生都表达悲愤、倦怠、寂寞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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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1905年5月生于杭州，祖籍南京，原名戴朝寀（采之异体字）。四岁时，随在北宁铁路供职的父亲戴立诚到北戴河生活三年。新文学运动勃兴的1918年，十三岁的他就读杭州宗文中学（今杭州十中），同班同学有后来活泼在文坛的作家、诗人戴克崇（杜衡）、张元定（张天翼）、叶为耽（叶秋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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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文中学是一所守旧的学校，教育仍以文言文和传统诗文为主。课余接触的仅有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世界小说和包天笑、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把通俗小说冠以“鸳鸯蝴蝶派”庸俗小说，是一些文学史家的偏见，此处不再论。据张天翼在《我的幼年生活》（载《文学杂志》，1938年8月）中回忆说：“因为爱看小说之故，和几位同学写起来，都是些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之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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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于1921年在杭州结识施蛰存，志趣相投，便与同学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以发表小说、旧体诗词为主。兰社的成员中，他和张天翼等向上海《礼拜六》《半月》等刊物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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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戴望舒的第三篇作品却是香艳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半月》第一卷第十八号。署名戴梦欧。十个月后，又在《半月》上发表小说《债》，又四个月，在《半月》刊小说《卖艺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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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游戏世界》皆为江南才子周瘦鹃主编，与包天笑主编的《星期》，这三个杂志被称为“大东三大杂志”。与《礼拜六》、“二红（《红杂志》《红玫瑰》）一紫（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三大杂志，在畅销期刊中平分秋色。戴望舒能在半年多时间，有三篇小说问鼎，已引起关注。有趣的是，次年在《星期》上发表《母爱》四篇小说，这是戴望舒一生仅有的小说。那年他十八岁，极负盛名的周瘦鹃时二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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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的戴望舒在那年秋天，与施蛰存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兼修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学府。戴望舒在上海大学不仅可以比较深入地学习新文学，结识沈雁冰（1921年笔名茅盾）那样的新文学骁将，而且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大学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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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夏，戴望舒改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其目的是为留学法国作准备。这期间，戴望舒系统学习法国文学，接触并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奠定了他的文学方向。施蛰存在《〈戴望舒译诗集〉序》中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负担他去法国留学，遂改学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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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7日，震旦大学校园诞生了一本三十二开的同人刊物《璎珞》。是由戴望舒及在法文特别班学习的施蛰存、杜衡自费创办的。戴望舒在《璎珞》旬刊上，首次以望舒笔名发表诗歌《凝泪出门》。而最早用“戴望舒”笔名发表的诗是晚《凝泪出门》二十天刊于《璎珞》的《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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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暑假，由昔日上海大学同学陈钧介绍，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戴望舒任团支部负责人。他们在卢家湾地区搞地下宣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传递简报，散发传单，他曾被租界巡捕房拘押。后来因思想激进，他还和杜衡一起被孙传芳军阀当局拘留，后获保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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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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