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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游戏世界》皆为江南才子周瘦鹃主编，与包天笑主编的《星期》，这三个杂志被称为“大东三大杂志”。与《礼拜六》、“二红（《红杂志》《红玫瑰》）一紫（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三大杂志，在畅销期刊中平分秋色。戴望舒能在半年多时间，有三篇小说问鼎，已引起关注。有趣的是，次年在《星期》上发表《母爱》四篇小说，这是戴望舒一生仅有的小说。那年他十八岁，极负盛名的周瘦鹃时二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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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的戴望舒在那年秋天，与施蛰存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兼修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学府。戴望舒在上海大学不仅可以比较深入地学习新文学，结识沈雁冰（1921年笔名茅盾）那样的新文学骁将，而且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大学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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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夏，戴望舒改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其目的是为留学法国作准备。这期间，戴望舒系统学习法国文学，接触并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奠定了他的文学方向。施蛰存在《〈戴望舒译诗集〉序》中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负担他去法国留学，遂改学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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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7日，震旦大学校园诞生了一本三十二开的同人刊物《璎珞》。是由戴望舒及在法文特别班学习的施蛰存、杜衡自费创办的。戴望舒在《璎珞》旬刊上，首次以望舒笔名发表诗歌《凝泪出门》。而最早用“戴望舒”笔名发表的诗是晚《凝泪出门》二十天刊于《璎珞》的《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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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暑假，由昔日上海大学同学陈钧介绍，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戴望舒任团支部负责人。他们在卢家湾地区搞地下宣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传递简报，散发传单，他曾被租界巡捕房拘押。后来因思想激进，他还和杜衡一起被孙传芳军阀当局拘留，后获保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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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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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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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1928年结束近两年的法国之旅，回到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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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8月完成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于次年1月4日刊载于《小说月报》，开始用“巴金”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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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是巴金在旅法时构思并完成的。二十三岁的巴金，在1927年1月登上赴法邮轮，在途中写了《海行杂记》，2月19日在巴黎靠岸，住进拉丁区一家小旅馆。夏天，肺病复发，从巴黎东移居沙多·吉里镇，寄宿在拉封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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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在“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法安放”（《文学生活五十年》）的心境下，去往法国的。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无论是深夜听着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还是在阳光照不到的小屋看书，他都感到孤独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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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小旅馆不远，是先贤祠，他每天都要经过。在阴雨的黄昏，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夜晚凭窗凝望夜空的寒星，往昔的许多经历、见闻便在记忆中复活，在心头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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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随母亲到父亲任知县的川北广元，在那里母亲教他读《白香词谱》。辛亥革命爆发前父亲辞官，举家回成都，几年后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五四运动爆发，同兄弟姐妹读《新青年》，受其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十六岁，祖父作古，自家那个封建、腐朽、堕落、钩心斗角，以暴戾行径摧残年轻人的大家庭，随之瓦解。十九岁同三哥到上海，进南洋中学读书。不久，到南京，入东南大学附中。彼时，已发表论文、随笔、诗歌多篇。接着，他经历了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翘首以待革命胜利的广大民众推向痛苦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樊塞蒂免受死刑的活动，最后樊塞蒂仍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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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回忆，特别是被巴金奉为“先生”的樊塞蒂之死，让巴金感到极度的震惊和愤懑，为了留下那些沉重的记忆，也为了发泄世事重大变故的激情，他决定并开始用小说来表达。他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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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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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旅法期间，完成了《灭亡》的前四章。在美国旧金山《平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另发了三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和《反共与反动》。该年8月，巴金积极参加营救樊塞蒂的斗争。他曾给关在死牢里的樊塞蒂写过一封长信。不久，樊塞蒂从死牢中给巴金回了信，这位意大利工人在信中劝他：“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读完信，巴金泪流满面却极兴奋地说，“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着生活的勇气了”（《巴金文集》第七卷269页）。意大利工人给了巴金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在许多文章中曾提到樊塞蒂，而且自己把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倾注在《灭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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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巴金小说处女作《灭亡》问世，文坛开始关注巴金，有评论他作品的文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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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人们便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1928年出现的，后来成为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巴金，作了或褒或贬、时毁时誉、相互矛盾对立的评价。这在现代作家评论中，实为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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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的背景是北洋军阀盘踞的上海。小说从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结尾电线杆上挂着革命者的头颅示众，贯穿、弥漫着“腥红的血”和杀戮死亡的氛围。中间穿插着死亡与封建家庭的爱情悲剧。回荡在小说空间的呼声，也是小说的主题：“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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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心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策划了暗杀戒严司令的行动，结果司令只受了轻伤，而自己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行动不免带有盲动性，他的死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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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赞美了为别人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表现了寻求社会解放道路而拼死抗争的年青一代的勇气和责任。同时，小说又表现这种个人冒险行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巴金在《〈灭亡〉作者底自白》中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杜大心是“病态的革命家”。今天重读，我们甚至发现巴金是反对恐怖斗争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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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小说的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情节，吸引了很多读者，年轻读者对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之间展开的关于现实社会应该改良还是摧毁，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的争论，也深表关注。特别是杜大心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更是激起广大读者的争论。《灭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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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沫萍《读〈灭亡〉》（载1930年《开明》）一文，对《灭亡》给予肯定，说《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苦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评论者与巴金之间，有了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好的批评家，借着批评的文本说话，好的批评一定是主体性很强的批评，不仅是解读作品，还要传送出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八十多年前孙沫萍这篇文学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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