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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开始卖文生涯。在上海英文版《二十世纪》上，学林语堂轻松风趣的文风，以英文写了介绍中国人生活的文章后，“备受称赞”，后几乎每期《二十世纪》都有张爱玲的文章。《二十世纪》主编梅涅特，看了张爱玲的作品，极为赏识，向读者郑重推荐。梅涅特深谙中国文化，很推崇林语堂的作品。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又发现了一个像林语堂又与之相异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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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已踏上了林语堂的成功之路。但张爱玲毕竟不是林语堂，特别是她的小说《秧歌》发表之后，她的思想、信念、趣味已褪去了林语堂的色彩，完全成了张爱玲自己的了。林语堂在她的心目中，也日渐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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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成为沦陷的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光芒盖住了上海所有的作家。巧得很，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如同他的《吾国吾民》，再次在大洋彼岸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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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发现张爱玲对《京华烟云》发表过读后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才华横溢充满丰盈感性，创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小说家张爱玲，不会对林语堂过于理性的小说，给予好评的。但张爱玲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后遭到冷遇时，林语堂的《朱门》仍大红大紫。张爱玲当时已在美定居，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写过，她请朋友打听胡适情况，朋友告诉她：“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从语气中，可以感觉到，她中学时代对林语堂的敬意，已荡然无存了。但林语堂对世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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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赛珍珠的盛情邀请下，林语堂举家赴美，从事写作。他的民族情感从未改变。他除了译介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还用英语创作了《瞬间京华》（中译《京华烟云》）《红牡丹》《唐人街》等多部长篇小说。成为西方世界出版文学作品最重要、最多的中国作家。作品销于世界，却轰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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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林语堂定居台湾。他在厦门鼓浪屿的故居如今还在，笔者于乙未年春再次拜谒时，已破败寂寥得惨不忍睹，他亲手写的“立人斋”匾额，还挂在门堂，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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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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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历史面貌，是很难还原的。他们的生命留存，一般只是靠文字来完成，然后便照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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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神圣化，是他死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的，和鲁迅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如学者孙郁所说：“我们看鲁迅文章与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就觉得彼此隔膜，似乎此鲁迅非彼鲁迅。”语多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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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语境里的鲁迅，大都是自觉的，毫无党派之见，故能现鲁迅部分真容。如与鲁迅时近时疏，最后分手的林语堂，在《八十自叙》就有一段关于早期鲁迅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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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一样，声音过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辞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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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我记忆中的鲁迅》）。而陈源却说，鲁迅有绍兴师爷气，下笔则钩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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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说，鲁迅“治学最为严谨”，“绝无好名之心”，“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但他“多疑”“轻信”“迁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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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时与鲁迅同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学者的话汇总起来，或可看到一个真实、真性情的鲁迅，一个不是政治语境里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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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其襟抱、心性、文风，正是他性格的本色，文字犀利，有深切的内觉在。应该说，已经很有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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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生活到处都有政治，鲁迅不可避免地处于政治之中。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喜欢用革命，当然也是利用政治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而鲁迅内心的宁静，是被政治和流血的现实弄得躁动起来的。有时有些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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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创造社的嫡系期刊《文化批判》创刊号和2月号上连续刊登《艺术与社会生活》和《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两篇文艺批评。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中国革命实践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前面讲过，创造社成员自己并没弄懂马克思主义，且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中劣迹昭彰，影响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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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称革命文艺家的衮衮诸公对叶圣陶和鲁迅等作家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们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态度，后来这些人又成了左联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仍影响文坛，其结果，历史已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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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是冯乃超写的文章，对写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的作者叶圣陶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而对鲁迅则是这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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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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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出自创造社李初梨之手。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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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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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气势汹汹、蛮不讲理、乱扣帽子的“批评”，甚至成仿吾、冯乃超还在文人聚会的酒桌上，指斥鲁迅私德，“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一贯所向披靡的鲁迅，自然要奋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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