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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硝烟还在弥漫，《语丝》（1928年4月23日）上突又刊载了一封Y的来信。向鲁迅发出“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说自己被马路上呐喊的革命吸引，“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但“‘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心清去”，“令我茫然”起来，“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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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回信了。但答非所问，又纠缠起“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案，顺势给冯乃超们一击。说：“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然后又对Y说，“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最后劝Y“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我“不但‘歇歇’，而且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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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一看，便知Y的来信，鲁迅之回信，都出自鲁迅之手，为了不断攻击创造社，他一个人演了一出双簧，并不比钱玄同、刘半农在民国七年（1918）玩的《奉答王敬轩先生》的双簧漂亮。当时，胡适当着鲁迅的面，批评过钱玄同、刘半农“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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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这次论战，记忆深刻，感慨良多。四年以后，我们若查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还可看到论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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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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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是自我嘲笑的写照，说自己交了华盖之运，而流年不幸。其背景是，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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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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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扫荡式的“围剿”，精于战斗的鲁迅自然奋而回击，并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及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深刻独到的见解。上面被后人定名为《自嘲》的诗，则是以轻松自信的心态，以“横眉冷对千夫指”回顾了那段惨烈的“围剿”，并再次回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一鸣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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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诠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时，有多种声音。笔者认为，对“孺子牛”的解释，不应该离开鲁迅写此诗的生活背景。时为1932年10月12日，当时年幼的海婴已病了许久。查鲁迅当时的日记，仅9月鲁迅就带着海婴去日本人开的篠琦医院看病十二次之多，几乎每隔一天去一次。到了10月，去医院达十四次之多。鲁迅借用《左传·哀公六年》的故事。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叼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以逗儿子。遂有“孺子牛”之说。五十一岁的父亲鲁迅，抱着两岁的儿子海婴，常常跑医院看病，那种慈爱眷顾、悲悯“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舐犊之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也不宽恕”，“敢将唾沫吐在少年脸上”的鲁迅，还有温暖慈爱的文化情怀和传统纲常所束缚不住的人性的另一面。而不少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故意拔高，以政治浪漫派的解读，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是甘为人民大众为牛的精神。结果，将一个活生生的情感丰富的鲁迅，变成只有金刚怒目的冷冰冰的一块政治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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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1887—1958），清末秀才，近现代诗人。早年入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等参加同盟会、光复会，曾与陈去病等创办革命文学团队——南社。国民党改组后，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叛变后，遭通缉，流亡日本。后与宋庆龄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时，与鲁迅多有往来。鲁迅将《自嘲》抄赠给他，说明他们的友谊深厚。柳亚子与郁达夫关系不错，曾有诗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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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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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郁达夫《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时，书前有一篇《题辞》，内有“百姓是官家的鱼肉”，“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等讽喻国民党当局的话，后被抽去。柳亚子写诗赞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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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12日，鲁迅真的没有食言，到杭州去“玩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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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携景宋夫人（许广平到上海与鲁迅同居后，人称景宋夫人）从上海乘沪杭火车，由许广平的弟弟许钦文陪同，深夜抵达杭州。下榻西湖畔的清泰第二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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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到杭州，没有访友，也未吊古，而是在西子湖里荡桨观山；到旗下、清河坊、城站一带热闹的街道市场购物、淘旧书，流连于湖畔的小酒店，品尝西湖醋鱼，喝家乡绍兴老酒。真真地玩了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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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是应在杭州教书的川岛（章廷谦）之邀到杭州一游的。这年夏天，川岛到沪横滨路景云里拜访鲁迅时，见其衣服比以往干净，气色也不再苍白。几经劝说，鲁迅答应到杭州游憩几天，故有鲁迅难得的杭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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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陪同鲁迅游杭州湖光山色时，重说杭州假鲁迅事。那是年初，杭州曾盛传鲁迅到过杭州。甚至有人亲眼见鲁迅在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墓碑上题了诗。那时，此消息已传到上海，鲁迅也听叶圣陶对他讲过此事，并接到过一封上海法政大学女学生马湘影的来信，信中说，自打在孤山别后，一直未得到音讯，等等。鲁迅还特意让也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调查一下。许钦文到孤山苏曼殊的墓前去看，未见到题诗。只听坊间传说有这样四句：“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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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川岛继续打探，那位在苏氏碑上题诗的是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的先生，也叫“鲁迅”。川岛与许钦文去拜访了他。他也姓周，名“鼎”还是“鼎夏”没听清楚。见他三十多岁，脸瘦长，上唇留短须，身着白色裤褂，脚上穿一双草鞋，其时，他正执教鞭给学生上课。川岛、许钦文没自报真姓名，只说慕名来访，他就自称鲁迅。谈话中，知他对世风不满，怀才不遇，只能隐姓埋名，到乡野小学教书，还说曾写过名为“彷徨”的书，虽销了八万多册，但自己并不满意，准备再写一本。至于鲁迅的作品，他知之甚少，对鲁迅的思想、生活更是茫然不知。川岛、许钦文细观此人，两眼发直，举动很不协调，似神经不正常。二人辞行时，他还说有什么事找他，他是极乐于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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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清楚后，鲁迅在4月2日的《语丝》上，刊登了《上海的鲁迅启事》，说明在杭州孤山题诗的那位鲁迅，非现居上海之鲁迅外，顺便给创造社的成仿吾一刀。成仿吾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抄着他的小说旧闻”，“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这回在启事中该鲁迅反唇相讥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鲁迅据此，把他1927年至1929年所写的杂文三十四篇，集成《三闲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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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此次到杭州，也并不都如在西湖畔楼外楼吃西湖醋鱼、虾子烧鞭笋，在功德林素菜馆品清炖笋干尖，那么惬意。鲁迅说，他们刚从上海登上火车，就有两个兵士，一次又一次地来盘问鲁迅，并每问一次之后，就检查他随身的一只手提皮箱一次。火车到了嘉兴，士兵们快换班了，还叮嘱接班的士兵一定要当心鲁迅。于是又来盘问，翻箱子。鲁迅说到这儿，一边说，一边模仿士兵的神情、动作给川岛看，坏脾气的鲁迅，独对如此放肆的士兵没有责备，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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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以为我的小皮箧中，有什么毒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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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后，川岛记这次杭州之行的文章里，鲁迅的音容笑貌，尚记忆犹新。有景宋夫人陪同，鲁迅先生总是笑容满面，十分愉快的。查鲁迅那时的日记，可见鲁迅玩得心情大好。11日日记道：与“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泠印社茗谈”，“晚至功德林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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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文曾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此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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