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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清楚后，鲁迅在4月2日的《语丝》上，刊登了《上海的鲁迅启事》，说明在杭州孤山题诗的那位鲁迅，非现居上海之鲁迅外，顺便给创造社的成仿吾一刀。成仿吾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抄着他的小说旧闻”，“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这回在启事中该鲁迅反唇相讥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鲁迅据此，把他1927年至1929年所写的杂文三十四篇，集成《三闲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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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此次到杭州，也并不都如在西湖畔楼外楼吃西湖醋鱼、虾子烧鞭笋，在功德林素菜馆品清炖笋干尖，那么惬意。鲁迅说，他们刚从上海登上火车，就有两个兵士，一次又一次地来盘问鲁迅，并每问一次之后，就检查他随身的一只手提皮箱一次。火车到了嘉兴，士兵们快换班了，还叮嘱接班的士兵一定要当心鲁迅。于是又来盘问，翻箱子。鲁迅说到这儿，一边说，一边模仿士兵的神情、动作给川岛看，坏脾气的鲁迅，独对如此放肆的士兵没有责备，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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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以为我的小皮箧中，有什么毒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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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后，川岛记这次杭州之行的文章里，鲁迅的音容笑貌，尚记忆犹新。有景宋夫人陪同，鲁迅先生总是笑容满面，十分愉快的。查鲁迅那时的日记，可见鲁迅玩得心情大好。11日日记道：与“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泠印社茗谈”，“晚至功德林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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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文曾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此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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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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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和胡适掀起人权运动是该年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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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宣布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将“查禁、查封或究办”，开党天下的时代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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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黑夜，升起一轮“新月”。胡适率先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判国民党专政，在人权与法制问题上，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炮。《新月》的《编者的话》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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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在本期特撰《人权与约法》一文，痛论现在中国人民没有法律保障，不能享受应得的自由，根据事实用严谨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进一个诚挚的忠告，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胡先生这篇文章应该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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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罗隆基的《论人权》、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檄文，也直斥国民党独裁专政。国内外报刊争相转载，轰动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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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等人的争人权、争自由的雄文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众多昏睡的国人。蔡元培读后，写信给胡适，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出版界巨子张元济也以“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肯定其文。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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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一连串思想舆论的大挑战，国民党岂能沉默，他们迅速布置反击，从政治组织到舆论机器，全线展开对《新月》和胡适的“围剿”。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胡适撤职惩办，“严惩竖儒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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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究的是，此时鲁迅、茅盾却“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创造社、太阳社也对“新月派”和胡适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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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及一些“革命者”的一片“围剿”声中，《新月》又推出胡适攻击国民党的新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把人权运动推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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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的真知灼见、笔墨意气，给国民党的党治迷信和训政理论以沉重打击，但最终跌得鼻青脸肿的，仍然是胡适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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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们掀起的人权运动，展示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悲壮风采，在中国人权运动史上留下不可抹杀的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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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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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选择重回上海，意在上海开始学者教授的学术著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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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要撰写《神会和尚传》。他在伦敦与巴黎两地遍阅与搜罗，计获得神会和尚“语录”三种、《楞伽师资记》两种、《显神记》一卷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这些都是他研究考订禅宗史的重要材料。不久，他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就是他根据在海外读书的收获整理编订的。该书的代序《荷泽大师神会传》，便是他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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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有《白话文学史》《中古思想史长编》两大工程，需要完成。但胡适是学界巨擘、社会名流，在那时的中国享有远在鲁迅之上的声誉，岂容他坐在书斋做学问。陈西滢邀他去日本，蒋梦麟请他去杭州浙江大学，汤尔和欲聘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连军界封疆大吏李宗仁、白崇禧都发出“屈尊来鄂，指导一切”的盛邀，那时的胡适博士，可谓炙手可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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