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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惊不乱,沉着应战,是大智慧者、大无畏者的表现。最后,只给胡适一个“警告”处分,草草收场。但国民党为防御胡适等仁人志士的言论搅乱教育界的思想阵线,遂由国民党中常委炮制《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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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民党舆论“围剿”胡适的一片聒噪声中,《新月》第六号、第七号合刊上,又登载了胡适攻击国民党的檄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共同把由《新月》发起的人权运动,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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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几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仅1930年,就有两次以“诋本党,肆行反动”为由,“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及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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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提的是,在胡适掀起人权舆论运动的波澜时,1929年6月10日,蔡元培致公开信给胡适,称《人权与约法》,“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表明这位老革命一度迷路后,重回革命阵营后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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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之子张孝若,7月31日也致信胡适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要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人权与约法》)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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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汤尔和9月29日致胡适信说:“屡见只有被惩办或训饬之消息,数年以来,未见兄言论,以为沦为老朽,非复当年,今乃知贤者之未易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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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乡间的乡绅、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族叔江绍原都于10月13日给胡适写信表示,你“在上海多发点议论,实在比教功课更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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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则显得审慎,多为胡适的处境凶险担心,8月30日致信胡适:“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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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受“左倾”的激进舆论影响,自诩革命作家者流的态度。他们在这么重要的人权运动中,并未协同作战,而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突放冷箭。6月6日,《白话三日刊》发表署名“依然”的文章《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说:“胡适之,你如果真心要争取自由,就必须振作从前你们提倡的‘努力’和‘干!干!干’的精神,准备肉搏冲锋。”而《醒狮周报》则点拨胡适:“专门弄弄哲学史或文学史的好……难道不怕捉将官里去而为刘君文典之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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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要胡适赤膊上阵,一家要胡适躲进书斋,都是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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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氛围,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境界与观念形态、文化人格,是如此矛盾复杂。胡适等一些自由主义文人发动的人权运动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但胡适们在这场人权运动中展示出的胆识和勇气,给中国人权史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带有悲壮风采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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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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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新月》的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人,欲再办一个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刊物《平论》,虽颇尽力,最后因稿子“斤两似不很重”而夭折。胡适诸人的政论性很强,甚至给国民党重要一击的《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文章,只能发表在“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新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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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论》虽不能诞生,但平社的活动却照样进行。其聚会形式,乃当时最为流行的聚餐者也。首次正式活动,为1929年4月21日,正好是星期天,是在班主胡适的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宅邸举行的。胡适当天的日记记曰:“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夑林、叶公超、吴泽林,共七人。”此次聚餐除了吴泽林外,都是“新月”的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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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平社聚餐的情况。4月27日第二次聚餐,增加到九人,加了潘光旦、张禹九;第四次聚餐是5月11日,地点是在范园,到者胡适、徐志摩、张禹九、潘光旦、吴泽林、叶公超、罗隆基。这次活动由罗隆基讲述英国Fabian Society(费边社)历史,胡适根据罗的讲述,提请与会者各写一篇论文,总题目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个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胡适还拟定了各自研究的问题和日程,比如6月15日胡适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6月22日徐志摩从文学上谈,6月29日梁实秋从道德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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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出现了,该胡适发表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的那次聚餐会,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1929年6月16日胡适日记)。来者寥寥,冷冷清清,让胡适很扫兴。但胡适还是认真发言,后整理为《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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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平社聚餐,到这次聚餐至少有八次之多,约每周一次。胡适是个严谨的学者,他看不惯文人的懒散懈怠,停了半年多,才恢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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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4日,平社活动重新恢复。到会者除平社成员,还有不少在沪的学者作家,还有来自武汉大学的闻一多、青岛来的宋春舫。与会者甚众,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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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聚餐活动是2月11日,在胡适家聚餐。从这次起,新的平社重要成员林语堂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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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这天日记中,特别提到林语堂。在讨论“民治制度”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胡适讲了民治制度的三大贡献后,“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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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讲了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到1929年二人争论后时近时疏,后分道扬镳的经历。现在想以《子见南子》风波,引出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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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渐疏时,林语堂和《奔流》又引出了一场风波。林语堂根据孔丘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历史记载,写了一出《子见南子》的独幕话剧,发表在该年由鲁迅主编的《奔流》上。据史载,南子乃春秋宋国的美女,嫁给卫灵公,深得宠幸。关于南子,《庄子·则阳》有所描述,《论语·雍也》也有褒贬。纵观南子一生,除与兄弟宋公子朝曾有私情外,并无淫荡乱纲纪的传闻,南子只是位热衷政治,没什么大奸大恶的任性而会讨男人喜欢的小女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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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主要表现南子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精神,借古讽今,嘲笑20世纪20年代末刮起的封建复古之风。剧中对尊奉“周礼”的孔子有所揶揄。孰料1929年6月在曲阜山东第二师范演出时,当地孔子族人以“侮辱宗族”为由,向教育部提出控告。弄得热闹非凡。最后,将支持《子见南子》演出的山东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平息了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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