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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频诗选》出版时,丁玲为之作序,看得出,比起胡也频的小说,她更喜欢他的诗歌。沈从文也在后来发表的《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诗论中,认为胡也频的诗比当时走红的李金发和与鲁迅交往较多的柔石的诗,革命题旨更鲜明,社会面也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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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丁玲发表长篇小说《母亲》(第一部),写的是前一代女性的命运。发表后,文坛对《母亲》批评甚众,沈从文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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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死活看不上沈从文的。先是1925年沈从文刚艰难步入文坛,鲁迅就在7月12日《致钱玄同》之信中说:沈从文“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种种玩意儿”。八天后在《致钱玄同》中,则更轻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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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孥孥阿文”(沈从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沈从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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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是鲁迅生造,而说沈从文用女人之名写信给他,又有之弟来访云云,皆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之妄语,今已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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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鲁迅曾在斯诺面前提到过沈从文的《柏子》,是因《柏子》已被文坛公认,是给中国小说带来灵性的好作品。艺术标准使然。后来沈从文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缺乏“认真严肃”的态度,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之类列席”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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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北京、上海都生活多年,又浸于文人圈子里求发展。对这两座城市文人的生存状态是深有体验的。他文中所揭示的“文学者的态度”是属实的,况行文中也没有门派意味。但同样了解这两座城市文人生存状态的鲁迅不干了。愤然以栾廷石之名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京派”与“海派”》,批驳沈从文,文中的名句是“‘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直把“北京某先生”之沈从文,打入“官的帮闲”,鲁迅的手段真的厉害。文中又顺便嘲笑了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梅兰芳,也算旁敲侧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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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5年署名隼在《文学》月刊上写《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一文,又敲打了一下写《谈谈上海的刊物》的沈从文。只因沈从文在文中批评了《太白》《文学》《人间世》等刊物“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鲁迅曾被骂为“醉眼陶然”,沈从文批评得何过之有?鲁迅还是对沈从文冷嘲热讽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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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们曾生活在同一时期,原本有不少机会可以谋面,不幸的是两位文化巨人一直形同陌路。一个被认为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作家,并没有为自己的错怪有过道歉和自责,而一个被冤枉谩骂诋毁的作家,仅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说“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已够宽宏大量了。从此不再说一句辩解的话,这就是当时一个小作家沈从文的人格。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力量,是作家人格的力量。当今,世界读者认同沈从文,甚至曾考虑推荐他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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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后辈沈从文关系融洽。一次有人说何家槐剽窃沈从文作品,胡适为还何家槐一个公道,即刻写《致沈从文》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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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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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并且牵涉到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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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两件,请你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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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何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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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你若不用,请你付邮,或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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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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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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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 廿三.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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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得信,便“仗义说话”,为何家槐雪了冤。胡适对晚辈的尊重和呵护,尽在文字中,回顾他暗中资助林语堂读书,欣赏千家驹并破格推荐进社会调查所工作,他受到鲁迅不断无端攻击,非但不作回击,而且出面批评自己的爱徒苏雪林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的“旧文字”和“恶腔调”应该“深戒”,劝她放开胸襟,“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并说“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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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目标闯入五花八门的文坛。他的交友,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并不以政治立场论亲疏,也不以文学风格和流派画线,天真而执着地行走于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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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丁玲受命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后,曾请沈从文帮忙邀请几位有创作才华的女性作家,为《北斗》撰稿。沈从文并没有被左联接纳,或说沈从文不愿意加入政治倾向鲜明的左联,但为了老朋友丁玲,他还是尽力帮忙。请了冰心、凌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为《北斗》供稿。据1989年10月,冰心与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的作者)谈起此事时,说当年是沈从文去找她为《北斗》约稿,她写了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上海的丁玲,成了《北斗》创刊号的扛鼎之作。《北斗》第二期又给了诗作《惊爱如同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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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你》是冰心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婚外恋的不认同,警告了林徽因,谴责了徐志摩。后来冰心又在与梁实秋的通信中继续表达他对徐志摩的指责:“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梁实秋《忆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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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你》甫一发表,沈从文便很不自在。沈从文对冰心的说教很不以为然,便用“教婆”讥讽冰心。从中,又让我们看到沈从文也没有摆脱男性中心视野下对女性的轻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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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教小说习作。在上海,他的小说走上成熟的阶段,其标志是题材的开拓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丰满。《柏子》《萧萧》不仅写出湘西女性的生活形态和生命形态,更展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悲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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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沈从文远离了左联的发源地。小说《边城》《长河》(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的创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矗立于中国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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