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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锡洪与上海滑稽剧团》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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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革命烈士(1921—1950),原名郭锡洪……1938年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读高中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1939年参加共产党。1940年考入之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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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忘记把邵洵美的《自由谭》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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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与钱锺书同属“《天下》那班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和正直文人。邵洵美办书店,出期刊、写文章(多达五百多篇[部]),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邵洵美“字写得好”,“身穿淡颜色的长衫,小胡子,很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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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爆发。次年,邵洵美创办《自由谭》月刊,成为孤岛文人们在沦陷时期生活和战斗的文学阵地,它记载了以邵洵美为代表的文化人在孤岛时期的战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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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在《自由谭》创刊号上,以都仁笔名发表三篇宣言式的文章,呼吁孤岛作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很快,邵洵美的呼吁得到了回应。《自由谭》发表了在香港的徐迟写的《旅港文化人新闻片第一号》,报告在港文人新闻战线的抗战努力:金克木编辑《立报》国际版,戴望舒、穆时英编辑《星岛日报》,翻译国际电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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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谭》的撰稿者,多为邵洵美的熟人,如徐、章克标等,刊物所载的文学作品,多为反映抗战的纪实作品:战火破坏、离乱之苦、敌人暴行、汉奸罪恶,抗日将士的英雄壮举,既写侵略战争苦难,又表现抗战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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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自己创作了长篇纪实《一年在上海》,记叙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大战以来,他在上海的生活困境及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既有战争图景,又有民众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显示了邵洵美个人的人格精神、品质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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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时期,邵洵美避难法租界。生活拮据,却拒绝已成为伪税务局局长的弟弟的帮助,并晓以做人要有骨气和民族气节的大义。自己卖文为生,养家糊口;坚持出版,宣传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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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派之邵洵美,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证明文学流派只是创作方法和风格的选择。曾自诩革命作家的张资平,当了汉奸,而被鲁迅嘲弄批判的唯美派作家却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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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等人的唯美颓废派“性爱小说”,是顺应大都会上海这个现代爱情“试验场”初步形成的文化需求而生的。五四运动,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并不彻底,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袭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婚姻观念,再一次遭到破坏。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作家把自由的爱情、婚姻,自由性观念,看成是反社会、反封建、反潮流的使命,付以文学创作实践的。左翼的蒋光赤风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的主人公享受性爱的同时,又深感有负革命,于是便产生灵与肉的冲突。这种创作模式,也是此刻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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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颓废派的“性爱小说”,与左翼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无论是放纵地表现性欲,还是玩什么灵肉冲突把戏,都是有悖于文学要本质地反映生活和复杂人性这一基本原则的。“革命加恋爱”因违背人性,故香火已断,而唯美颓废派,太专注于性而非反人性,所以唯美主义的小说流派,仍在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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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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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有一篇文章《文人手淫》,是郁达夫写梁实秋的。语言激烈恶毒,几近谩骂。《语丝》已由鲁迅、柔石编辑,鲁迅素与梁实秋有隙,这就使此文案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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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与大他七岁的郁达夫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梁实秋利用暑假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顺便去看创造社的人。他见到了郭沫若、成仿吾还有郁达夫等人。他在《清华八年》一文,记载了此次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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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的不是他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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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梁实秋,还在“水木清华”校园里读书,尚未去美国科罗拉大学和哈佛大学读英美文学批评。当时梁实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与闻一多、朱湘等同窗组织了“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的文艺编辑。因发表不少词丽的新诗和独具慧眼的诗评,还和闻一多合作出版了一本《冬夜草儿评论》,而受到郭沫若的赞赏,梁实秋便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梁实秋不少诗作发表在《创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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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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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虽生活上放荡不羁,其私德一直被人诟病,但他并不隐瞒这一切。仅从他自己公开发表的1927年1月1日至31日的《村居日记》里,即可窥见他既从事革命工作且努力创作,又酗酒,沉迷淫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真是让人看到人性的矛盾和复杂。再联想他们高举着崇高的革命旗帜并以革命的名义,堂皇而义正词严地批判鲁迅、胡适,是悖论还是反讽,凭君自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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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里,郁达夫是最有成就、作品数量最多并开创浪漫抒情流派的小说家。他1913年随长兄赴日本,五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始涉猎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留学间受日本人歧视的屈辱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这些经历和思想状态,在他后来的小说里,都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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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共同筹建创造社,是1921年的事。次年回国,到安徽、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创作和协办创造社。他的有影响的小说《沉沦》,写的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却遭到了冷遇和鄙视而走向沉沦的故事。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状态,故小说在一些年轻读者中曾引起共鸣。《沉沦》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其间主人公的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祖国当作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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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崇尚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法朗士的主张,其实是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规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郁达夫许多小说都运用抒情笔调,大胆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作为创作手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太多地展示露骨的性欲、下作的嫖妓吸毒等人性丑陋,并不作必要的批判,将之视为苦闷之必然加以渲染,则有悖于文学的审美和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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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他的《论郁达夫》里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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