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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与钱锺书同属“《天下》那班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和正直文人。邵洵美办书店，出期刊、写文章（多达五百多篇［部］），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邵洵美“字写得好”，“身穿淡颜色的长衫，小胡子，很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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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爆发。次年，邵洵美创办《自由谭》月刊，成为孤岛文人们在沦陷时期生活和战斗的文学阵地，它记载了以邵洵美为代表的文化人在孤岛时期的战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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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在《自由谭》创刊号上，以都仁笔名发表三篇宣言式的文章，呼吁孤岛作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很快，邵洵美的呼吁得到了回应。《自由谭》发表了在香港的徐迟写的《旅港文化人新闻片第一号》，报告在港文人新闻战线的抗战努力：金克木编辑《立报》国际版，戴望舒、穆时英编辑《星岛日报》，翻译国际电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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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谭》的撰稿者，多为邵洵美的熟人，如徐、章克标等，刊物所载的文学作品，多为反映抗战的纪实作品：战火破坏、离乱之苦、敌人暴行、汉奸罪恶，抗日将士的英雄壮举，既写侵略战争苦难，又表现抗战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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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自己创作了长篇纪实《一年在上海》，记叙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大战以来，他在上海的生活困境及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既有战争图景，又有民众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显示了邵洵美个人的人格精神、品质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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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时期，邵洵美避难法租界。生活拮据，却拒绝已成为伪税务局局长的弟弟的帮助，并晓以做人要有骨气和民族气节的大义。自己卖文为生，养家糊口；坚持出版，宣传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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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派之邵洵美，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证明文学流派只是创作方法和风格的选择。曾自诩革命作家的张资平，当了汉奸，而被鲁迅嘲弄批判的唯美派作家却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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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等人的唯美颓废派“性爱小说”，是顺应大都会上海这个现代爱情“试验场”初步形成的文化需求而生的。五四运动，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并不彻底，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袭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婚姻观念，再一次遭到破坏。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作家把自由的爱情、婚姻，自由性观念，看成是反社会、反封建、反潮流的使命，付以文学创作实践的。左翼的蒋光赤风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的主人公享受性爱的同时，又深感有负革命，于是便产生灵与肉的冲突。这种创作模式，也是此刻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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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颓废派的“性爱小说”，与左翼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无论是放纵地表现性欲，还是玩什么灵肉冲突把戏，都是有悖于文学要本质地反映生活和复杂人性这一基本原则的。“革命加恋爱”因违背人性，故香火已断，而唯美颓废派，太专注于性而非反人性，所以唯美主义的小说流派，仍在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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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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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有一篇文章《文人手淫》，是郁达夫写梁实秋的。语言激烈恶毒，几近谩骂。《语丝》已由鲁迅、柔石编辑，鲁迅素与梁实秋有隙，这就使此文案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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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与大他七岁的郁达夫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梁实秋利用暑假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顺便去看创造社的人。他见到了郭沫若、成仿吾还有郁达夫等人。他在《清华八年》一文，记载了此次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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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的不是他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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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梁实秋，还在“水木清华”校园里读书，尚未去美国科罗拉大学和哈佛大学读英美文学批评。当时梁实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与闻一多、朱湘等同窗组织了“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的文艺编辑。因发表不少词丽的新诗和独具慧眼的诗评，还和闻一多合作出版了一本《冬夜草儿评论》，而受到郭沫若的赞赏，梁实秋便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梁实秋不少诗作发表在《创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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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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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虽生活上放荡不羁，其私德一直被人诟病，但他并不隐瞒这一切。仅从他自己公开发表的1927年1月1日至31日的《村居日记》里，即可窥见他既从事革命工作且努力创作，又酗酒，沉迷淫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真是让人看到人性的矛盾和复杂。再联想他们高举着崇高的革命旗帜并以革命的名义，堂皇而义正词严地批判鲁迅、胡适，是悖论还是反讽，凭君自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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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里，郁达夫是最有成就、作品数量最多并开创浪漫抒情流派的小说家。他1913年随长兄赴日本，五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始涉猎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留学间受日本人歧视的屈辱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这些经历和思想状态，在他后来的小说里，都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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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共同筹建创造社，是1921年的事。次年回国，到安徽、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创作和协办创造社。他的有影响的小说《沉沦》，写的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却遭到了冷遇和鄙视而走向沉沦的故事。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状态，故小说在一些年轻读者中曾引起共鸣。《沉沦》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其间主人公的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祖国当作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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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崇尚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法朗士的主张，其实是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规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郁达夫许多小说都运用抒情笔调，大胆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作为创作手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太多地展示露骨的性欲、下作的嫖妓吸毒等人性丑陋，并不作必要的批判，将之视为苦闷之必然加以渲染，则有悖于文学的审美和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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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他的《论郁达夫》里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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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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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论郁达夫》，反封建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五四”精神中的个性解放，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责任，他们是继承下来了，但他们对精神立场及道德的自治却忽略了。所以，才有郁达夫的人格萎缩，才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时，关于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人格建构这方面的缺失。他是沉浸新时代的自恋中，站在西方语境下，观照郁达夫“自我暴露”，所以失去了道德和自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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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郁达夫的小说并不都有自恋、自甘堕落的倾向。《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一个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的文化人，与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灵魂干净、性格坚强的女工苦度生涯的故事，让人看见美好的灵魂和朴素的反抗精神；《薄奠》表现一个善良的人力车夫怀有极简单的愿望却最后失望乃至死亡的悲惨命运。尽管不像郁达夫自己所说，这些小说“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达夫自选集·自序》），但小说已有严肃的社会图景，小说人物也日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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