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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虽生活上放荡不羁，其私德一直被人诟病，但他并不隐瞒这一切。仅从他自己公开发表的1927年1月1日至31日的《村居日记》里，即可窥见他既从事革命工作且努力创作，又酗酒，沉迷淫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真是让人看到人性的矛盾和复杂。再联想他们高举着崇高的革命旗帜并以革命的名义，堂皇而义正词严地批判鲁迅、胡适，是悖论还是反讽，凭君自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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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里，郁达夫是最有成就、作品数量最多并开创浪漫抒情流派的小说家。他1913年随长兄赴日本，五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始涉猎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留学间受日本人歧视的屈辱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这些经历和思想状态，在他后来的小说里，都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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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共同筹建创造社，是1921年的事。次年回国，到安徽、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创作和协办创造社。他的有影响的小说《沉沦》，写的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却遭到了冷遇和鄙视而走向沉沦的故事。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状态，故小说在一些年轻读者中曾引起共鸣。《沉沦》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其间主人公的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祖国当作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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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崇尚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法朗士的主张，其实是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规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郁达夫许多小说都运用抒情笔调，大胆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作为创作手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太多地展示露骨的性欲、下作的嫖妓吸毒等人性丑陋，并不作必要的批判，将之视为苦闷之必然加以渲染，则有悖于文学的审美和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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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他的《论郁达夫》里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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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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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论郁达夫》，反封建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五四”精神中的个性解放，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责任，他们是继承下来了，但他们对精神立场及道德的自治却忽略了。所以，才有郁达夫的人格萎缩，才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时，关于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人格建构这方面的缺失。他是沉浸新时代的自恋中，站在西方语境下，观照郁达夫“自我暴露”，所以失去了道德和自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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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郁达夫的小说并不都有自恋、自甘堕落的倾向。《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一个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的文化人，与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灵魂干净、性格坚强的女工苦度生涯的故事，让人看见美好的灵魂和朴素的反抗精神；《薄奠》表现一个善良的人力车夫怀有极简单的愿望却最后失望乃至死亡的悲惨命运。尽管不像郁达夫自己所说，这些小说“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达夫自选集·自序》），但小说已有严肃的社会图景，小说人物也日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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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到上海后的作品，皆可视为“自我小说”，极具私人化，多表现性苦闷、性的变态心理和行为。有人认为郁达夫是把这当成社会问题来写的，莫若说，郁达夫的“自我小说”，自然主义地表现自己的苦闷与现实冲突，却没有自我救赎，在客观上反映了生活的部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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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2年创作的小说《迟桂花》，才标志着郁达夫的小说走向成熟，无论刻画人物，还是叙事抒情都显得自然从容，甚或包孕着生命的诗意，让人们看到郁达夫从审丑转向审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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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什么与政治上曲折反复、文学上颓唐的郁达夫走得很近，以至力推他参加左联。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这样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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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积极投入到当地华侨抗日斗争之中。他主编抗日刊物，还当过日本占领军的翻译，暗中保护抗日力量，1945年被日寇杀害。抗日让他完成了一个颓唐作家的自我救赎而成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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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出身旧式官僚家庭，从小受书香之气的熏陶，浸淫于古典文化的文化氛围之中。富裕和书香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有一种贵族气，对现存的经济制度、阶级秩序，缺乏政治变革的要求，使整个人生观呈现一种比较保守、温和、传统的色调，并贯穿了他的一生。当然，正值青春勃发的时候，受到滚滚而来携带现代思潮的“五四”精神影响，他并没有躲在书卷盈室的书房里，而是兴奋地呼吸着新文学运动的时代气息，加入新时代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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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梁实秋以天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开始八年的清华求学生涯。1921年，他与顾一樵（顾毓琇）等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改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为社员。不久，他又参与《清华周刊》编辑工作，并成为《文艺增刊》的主编。其文学批评初露锋芒。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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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曾遭到教他的国文老师的痛骂，因多喝了几杯老酒，这位叫徐镜澄的失意的前清举人，晃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作文题的前两个字，一个学生性急，便问：“这题目怎么讲？”先生勃然大怒，滔滔不绝地吼了一通。梁实秋看不惯就站起来替学生分辩了几句。前清举人竟骂道：“梁实秋，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看到底。”以梁实秋的辩才，他是可以回几句给老师的，但他知道不该与师长顶撞，就低头不语。老师酒醒之后，知道自己失态。从此给梁实秋批改作文特别认真，使他受益匪浅，而他勇于为同学仗义执言，受到同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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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的《清华周刊》相对应，燕京大学也有《燕京季刊》，冰心是该刊的编辑之一。但两人当时并不认识。他们结为要好的朋友是后来的事。他们第一次见面，却都很尴尬。冰心曾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歌《繁星》，在大学校园风靡一时，梁实秋写了一篇诗评《繁星与春水》，批评冰心这首诗理智多于情感，只是受泰戈尔影响下的一首冷隽的小诗。不久，梁实秋就留学美国。不料，梁实秋与冰心在驶向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不期而遇。经人介绍，梁、冰才知道对方是谁。梁实秋问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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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到美国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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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说：“文学。请问您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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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道：“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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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了解冰心小诗《繁星》发表后受到梁实秋批评的人，听罢他们二人的简短、矜持的对话，不禁哑然失笑。旅途是漫长而枯燥的，冰心又写了《纸船》《乡愁》等诗，二人已可相互切磋。到了美国后，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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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梁实秋抵美，办了手续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与梁实秋固有的古典主义相融合，形成了他的以人性论为底色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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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归国，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后回到上海，参加胡适、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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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梁实秋为避北伐兵乱，从南京到上海主编《时事新报·青光》。以“秋郎”笔名发表百余篇小品。这些小品多取材上海大都市生活，揭示上海社会的某些痼疾。其文道古说今，谈人论事，在幽默诙谐中含蕴讽刺，又在揶揄中透露出几分亲切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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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实秋的小品相反，上海滩不少小报，歧视外乡人，搞低级趣味，充斥着小市民不良意识。比如某小报登了一篇《乡下人到上海》，连载多日，丑化乡下人初到十里洋场闹出的种种笑话。梁实秋针锋相对，写了一篇《上海人到纽约》，杜撰了上海人到灯红醉绿的美国纽约的种种丑事，每天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上刊载。以梁实秋老道而幽默的文笔，《乡下人到上海》自然处于下风，不得已，只好偃旗息鼓。见状，梁实秋的《上海人到纽约》也鸣锣收兵。这种以丑治丑的意气用事，不值得提倡，但梁实秋的偶然的疾恶如仇，让人看到他性格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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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的笔名“秋郎”，曾在上海滩为人所熟悉。其来历也有些趣味。他在美留学时，一群中国留学生欲排演传统剧目《琵琶记》招待外国师友。该剧由顾一樵编剧，梁实秋译成英文。女主角宰相之女，由在威斯利女子学院求学的冰心饰演，冰心的同学谢文秋扮演赵五娘。男主角蔡中郎众人争演，编剧顾一樵独选梁实秋。剧中宰相女看上蔡中郎，而蔡中郎却有意于赵五娘。演戏过于投入，有时男女主角间难免孟浪。后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宴会上，冰心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梁实秋就以“秋郎”为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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