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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光赤的诗作并不多。尽管他气质、风格更接近诗歌，但他却从1925年始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小说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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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写穷乡僻壤的佃户少年汪中，在父母被地主迫害致死后，流浪他乡的故事。这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但蒋光赤《少年飘泊者》与众不同的是，小说中有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北伐战争，最后牺牲沙场的人物形象，直接展示了“五四”到“五卅”这段历史的广阔而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生活。诚如他自己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要求作家在看取生活时，要“把头抬高一些，眼光放开一些”。尽管小说流露出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在刻画人物方面乏善可陈，结构故事也力所不逮，但小说洋溢着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爱憎分明的态度，还是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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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光赤在生活中和作品中，都以革命者示人，但他的小说中时不时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这是他们那一代所谓革命作家骨子里的书生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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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蒋光赤出版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写民族、阶级矛盾和爱情故事。一年后蒋光赤又把目光转向城市，其中篇小说《短裤党》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为背景，写的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经过和失败。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次工人斗争历史事件的面貌和社会氛围，既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杀戮暴行，又着重描写了工人斗争领导者杨直夫等人的坚定忘我，工人李金贵等不畏牺牲的光辉品质。蒋光赤率先在其小说中描写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一尝试，弥足珍贵。蒋光赤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一文中表示，立意要做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从小说的艺术上看，《短裤党》是一篇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不具艺术魅力的作品，此外，个别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宣扬暗杀复仇主义等也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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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赤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时，在《短裤党》里勾勒出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但随着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看到革命浪潮的退却、现实生活的蜕化和没落的现实，革命锐气立刻消沉，情绪也悲愤消极。他的《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三篇小说，就分别写了斗争中牺牲、以暗杀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以自杀以结束斗争的消沉、颓唐、沉沦的内容，与《短裤党》的激扬振奋精神大相径庭，他的《丽莎的哀怨》则是这类作品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写一白俄贵族女人，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将其昔日豪华尊贵的贵族生活与眼下的卑贱、沦落相对照，自有一种人性深深的哀怨。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读者。小说发表后，立刻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怒斥，华汉（阳翰笙）在《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中，不仅完全否定了《丽莎的哀怨》，连对一些肯定此小说的文章也一律指为“有毒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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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蒋光赤在久违的诗歌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中对社会批评作答，蒋光赤歌曰：“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同时在诗的序中写道，“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感情是寂寞孤独的，是与反动派势不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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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期内，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太阳社与创造社先后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都提倡革命文学，太阳社公开宣言，“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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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刊》1928年7月停刊，蒋光赤又创办《新流日报》和《拓荒者》等。他在《新流日报》第一期《编后》中声称：要“想对目前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看得出，经历了悲观、低沉、消极的那段经历后，蒋光赤又热情高涨起来。对此，有的文学史中说，“蒋光赤称这些活动（办刊），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此评有些溢美。太阳社并创造社的活动，从其影响看，一方面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贡献；而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也给当时的中国文坛，特别是对左翼作家造成不少的混乱。提倡革命文学，功不可没；以革命者自居，制造宗派主义，“围剿”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错误严重，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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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蒋光赤去日本，创作诗歌《我应当归去》及日记《异邦与故国》。抒发他遥念祖国、朋友和人民及渴望参加斗争的情怀。重要的是他在日本期间，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和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了其中一些作品。此外，他还与日本革命作家交流，受益匪浅。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的土地》便是访日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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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思想状态，与同在日本的茅盾写的《虹》（未完篇）题材相同。但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二者相去甚远。蒋光赤的小说，在表现人物时，多有幻想色彩，缺乏生活基础，并掺杂某些狂热的描写。而从未以革命作家自居的茅盾之《虹》，虽也未达到“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的计划，但小说的主人公梅行素，却塑造得鲜活丰满，其性格发展也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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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蒋光赤于193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是其作品中最成熟的一部，并说“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中共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笔者认为《咆哮的土地》确实是蒋光赤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更具开创意义的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以崭新的面貌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回归，生机勃勃地出现在当时的小说领域，“除了蒋先生之外没有第二个”。这句话是《咆哮的土地》更名为《田野的风》出版后，在1932年《现代》杂志发表的书评中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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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光赤同时出现的革命作家中，大多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如阳翰笙、龚冰庐、钱杏邨、楼适夷等。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及其文学活动，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了初步的拓荒工作。鲁迅在1931年出版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暼》中，对此加以肯定，认为在“新分子里，很有其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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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若干年后，鲁迅深受其苦，便将其骨干斥为“四条汉子”，并加以讨伐。其间的是非曲直，殊非语言所能道断，其真谛或可由后人所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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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左联五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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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7日，左联作家有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及尚未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与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牺牲的这五位年轻作家，史称“左联五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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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烈士”就义后，左联即刻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国民党暴行，国内外进步力量也声讨这一暴行。3月30日创刊不久，由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发表《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将这一血腥暴行透露于世。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其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其中有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同时有《五烈士小传》等文章。因《前哨》为地下期刊，故秘密发行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不久《前哨》即被当局查禁，后改为《文学导报》，出到第八期再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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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出版的《文学导报》，刊出了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发表的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对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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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的崛起，尚未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但却是一支新锐力量，“左联五烈士”便是这支新生力量中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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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1901—1931），名赵平复，早期从事教育工作，受新文学运动的感召，参加新文学运动。二十二岁开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疯人》写个性解放。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虽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但还是表现了大革命中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思想状态。中篇小说《三姐妹》与《旧时代之死》同一题材，都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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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柔石到上海，从《柔石作〈二月〉小引》中，可知他到上海后与鲁迅走得较近。在鲁迅帮助下，一方面译介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作品，一方面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等期刊，这些活动，特别受鲁迅影响，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时所创作的短篇集《希望》，不再写宏大题材，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庸、卑鄙的人物与故事，其现实意义生活气息都超越了早期作品，其艺术风格也个性化了，笔调朴实，感情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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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月》，鲁迅为之作《小引》。鲁迅慧眼识珠，他在评价小说主人公年轻的肖涧秋时，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从塑造人物着眼，认定肖涧秋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予以肯定。肖涧秋离开学校后，仕途坎坷，人生漂泊，来到看似世外桃源的芙蓉镇，他想过平静冲淡的生活，但后来发现，芙蓉镇依如别处，同样是凄苦、世俗和凡庸。对于曾怀一腔热血的肖涧秋来说，他想用个人的努力，改变芙蓉镇僵死的现状。他开始帮助孤儿和寡妇改变悲哀的处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流言蜚语，诬蔑非议。寂寞中他获得了爱情的温暖，却仍无法排遣积郁心头的空虚和苦痛。于是他再次选择了漂泊。至此，小说完成了对在革命浪潮面前犹豫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另几个人物如陶岗、文嫂等人也写得各具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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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的《二月》具有浓郁优美的抒情色彩，富有诗意，叙事也细腻流畅，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不解的是，《二月》发表之时，左翼批评家包括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内，对于柔石的小说创作推崇备至，而到1964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尚未公演，竟遭到“左倾”文艺思潮包括那批左翼批评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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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时，柔石与鲁迅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仍坚持创作。193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柔石以诚挚的笔触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位穷苦妇女为了生计，被丈夫出典给邻村的一个有钱秀才，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屈辱地生活了三年，等她为秀才生下一男婴，就被只身赶回原来的家，依然过着苦难的生活。这篇小说较之《二月》等，伤感的情调消失了，多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悲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柔石正“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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