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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冯雪峰没有固定收入，稿费也入不敷出，生活拮据，而他从不开口向鲁迅借钱。鲁迅早看在眼里，为不伤其自尊就想出很体面的以支付稿酬的办法，借钱给冯雪峰，以解燃眉之急，足见鲁迅良苦用心。而冯雪峰也以君子之风，用过后如数奉还。二十五天后，“夜雪峰来并还泉卅”（鲁迅1929年8月15日日记）。两个月后，冯雪峰到鲁迅家。鲁迅又付给冯雪峰校对《艺术论》的稿费五十元。冯雪峰回家后，想起《艺术论》的翻译稿酬五十元鲁迅已寄给他了。鲁迅又付校对费，显然是想改善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就于第二日又寄回给鲁迅。鲁迅仍坚持给了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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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能“从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一是靠自己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用他的名言表述便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帮助。冯雪峰就是中国共产党特意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者。冯雪峰对鲁迅的转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瞿秋白是作为个人成为鲁迅的朋友影响过他，而冯雪峰则是受党组织的委托，是组织行为，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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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到上海后，一直在找党组织，大约在1929年上半年，与创造社的共产党员冯乃超等人有了接触，从此，他就到创造社过组织生活。据曾在这个支部当过支部书记的黄耀在《关于上海闸北区文化支部》一文中说：“文化支部根据上级区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同志负责和鲁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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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太阳社利用“革命文学”的论争“围剿”鲁迅时，党中央干预了这件事，要求停止论争。据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一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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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记得是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他同我谈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联”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联”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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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所以同意成立左联，还同意与“围剿”过他的创造社、太阳社成为左联的自己人，正是因为冯雪峰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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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党中央任务的冯雪峰在1929年这一年，与鲁迅有极频繁的交往，每次交谈也很长，“常常秉烛夜谈。谈一两个小时，乃至四、五个小时，从上半夜谈到下半夜二、三点”。我们从许广平写的《鲁迅和青年们》一文，看到了冯雪峰的谈话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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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鲁迅）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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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的坚持、锐气，鲁迅的包容、善意，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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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冯雪峰，与他的部下楼适夷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时光时，有点自责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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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当时这样做党的地下工作，对鲁迅先生，是不是有点‘强迫命令的样子’？”（《怀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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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此，有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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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冯雪峰），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主场上，他是对的。（《鲁迅和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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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真像冯雪峰所说的那样和善和轻易相信别人吗？非也。据柔石说，冯雪峰写过的《革命与智识阶级》，鲁迅看过，当时很不以为然，说道：“这个人，大概也是创造社一派！”是冯雪峰后来写的回忆文章，淡化乃至掩盖了鲁迅的多疑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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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而有些偏激，有时又有些随和富有多面性的鲁迅，对政治立场是绝不含糊的。他之所以从善如流地接受冯雪峰的劝说，是因为他一直“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从冯雪峰的身上，感受到一个党的思想力量和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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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与冯雪峰的亲密接触中，咀嚼和不断否定自己的某些旧思想和旧情感，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他找到了克服自己矛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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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在努力争取鲁迅参加并领导左联工作之后，党又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便是动员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据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回忆，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要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就派人告诉他，让他先征求鲁迅的意见。他找到鲁迅后，鲁迅不大同意这种方法，认为一成立就可能解散，但还是同意做发起人之一。最后潘汉年和鲁迅谈过几次话，就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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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13日，在上海汉口路江西路的圣公会教堂召开成立大会，鲁迅、郁达夫、画室（冯雪峰）等五十一人作为发起人。会后鲁迅还到大学去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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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鲁迅所预料，不久国民党强硬地对付大同盟，禁止大同盟派人到大学演讲，与租界巡捕房联手，解散租界内大同盟分会，秘密逮捕盟员。又据传，当局还“通缉鲁迅等五十一人”。现无证据证明确有此“通缉”。但鲁迅于3月19日，避居内山书店三楼和内山完造家中二十多天，确有其事。期间冯雪峰去看望鲁迅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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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避难”第三天写给章廷谦的信（《鲁迅全集》十二卷）中所表达的态度，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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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郁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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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说，这信表明“鲁迅参加了一次实际战斗，同时还可以以此来公开地宣布他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了”。这有点欺罔之嫌。信中明明表达他对有些人的“左倾”失当做法不满，有些上当受骗之怨。这是鲁迅已经意识到的，李立三所推行的“革命高潮”全国胜利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所以冯雪峰带李立三见鲁迅时，鲁迅严正拒绝李立三希望他发表宣言，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的请求。而“自由运动大同盟”，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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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岁尾，冯雪峰到江西瑞金，中央书记张闻天给他安排了担任中央苏区党校的教务主任的新工作。不久，被排挤的毛泽东为筹备1月22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一个党中央领导成员，一个“湖畔”诗人，毛泽东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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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毛泽东来到冯雪峰住处，说，咱不谈红米南瓜，不谈地主恶霸，只谈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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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传播甚广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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