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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冯雪峰,很快意识到,周扬、郭沫若、茅盾攻击鲁迅,后台是第三国际这个太上皇。冯雪峰一次听到有第三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议论鲁迅的不是时,便跳起来大骂史沫特莱,直到她痛哭为止。冯雪峰后来说,他这么做,“有点借题发挥”,出出心中的闷气而已。最后,冯雪峰找到有可能有第三国际背景或可以对它有影响的宋庆龄。他知道,以宋庆龄的威望、人品,加上他对中国社会及鲁迅的了解,肯定比远在海外的那些操纵中国革命的洋人要强得多。他经常到宋府请益,汇报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得到了她的信任。这对改善鲁迅的处境,无疑是有利的。但真正改变鲁迅悲观情绪的,是毛泽东关于“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略。看到有关文章,鲁迅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鲁迅遂嘱咐冯雪峰将刚出版的《海上述林》“皮装本送给毛泽东,绒布装本送给周恩来”。此前一周,冯雪峰已“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是特地送给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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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铺垫之后,冯雪峰“力劝鲁迅,与周扬等论争要注意大的方向”,“应首先在政治路线上明确表态,站在毛主席的‘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来,不要在一些小问题上与他们纠缠”,“鲁迅欣然接受了我这一建议”(《为鲁迅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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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病情加重后,不能提笔著文,冯雪峰成了他唯一的代笔者。历史常常捉弄人,为文学大师鲁迅代笔,原是极荣耀的事情,但却因他代笔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不仅伤害了无辜的小人物徐懋庸,也断送了冯雪峰自己的政治生命,后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流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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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代笔,并经鲁迅修改补充的第一篇长文。此文之所以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极为重视,是因为它传达了毛泽东“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使两个口号之争,表面上偃旗息鼓。但它作为这么重要的文章,写得并不严谨,掩盖了一些历史真相。对小人物徐懋庸的声讨,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不论,笔者在《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及此案,此处不重复。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两个口号的争论的是非功过问题,谈得最完整、最全面的意见,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23日下午,对徐懋庸的一次谈话。我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关于1938年的章节,详细介绍。此处也不赘。这里要说的,是冯雪峰后来承认,文中从正面提到茅盾和郭沫若,是他说服鲁迅经其同意硬加进去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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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茅盾还系“国防文学”派,站在鲁迅的对立面,鲁迅不可能找他去商量另提口号的事。既然鲁迅在答徐文中说了,他(茅盾——引者)也就将错就错,到处这么说。其实这事还得怪我,是我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绑架”了他,也“绑架”了郭沫若,这两人在“国防文学”派中是有影响的。(《为鲁迅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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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隔阂,是众所周知的。仅举一例。1930年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东渡日本前,曾托冯雪峰向鲁迅求字,鲁迅于1932年知沈松泉访日归沪,就写了条幅《偶成》,让冯雪峰给他。冯雪峰见其中一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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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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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和鲁迅“绑架”了郭沫若、茅盾之后,文坛并未出现他们期待的“另一番更为可观的景象”。先是周扬们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质疑。接着又对冯雪峰笔录鲁迅之《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掀起声讨风浪。有人公开著文说这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假冒鲁迅之名,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中删除掉……鲁迅已去,这一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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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冯雪峰曾经对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感慨地说:“当时人手少,资料缺,又在极恶劣的环境中,赶编出来,很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错误,有些错误是人为的。当时担任编辑的是几个作家……他们看不懂就随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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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与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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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曹聚仁是192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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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晚晤语堂。夜雨。”这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接鲁迅的章衣萍是校长秘书兼文学院教授。因早在北京时就与鲁迅相识,由他登门敦请,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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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秋野》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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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北新》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搞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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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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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集外集》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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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在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涛声》周刊。鲁迅也很看重《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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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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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涛声》,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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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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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题名,编发在《涛声》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涛声》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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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南腔北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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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观周木斋之《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意。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冠名,也定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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