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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冯雪峰，很快意识到，周扬、郭沫若、茅盾攻击鲁迅，后台是第三国际这个太上皇。冯雪峰一次听到有第三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议论鲁迅的不是时，便跳起来大骂史沫特莱，直到她痛哭为止。冯雪峰后来说，他这么做，“有点借题发挥”，出出心中的闷气而已。最后，冯雪峰找到有可能有第三国际背景或可以对它有影响的宋庆龄。他知道，以宋庆龄的威望、人品，加上他对中国社会及鲁迅的了解，肯定比远在海外的那些操纵中国革命的洋人要强得多。他经常到宋府请益，汇报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得到了她的信任。这对改善鲁迅的处境，无疑是有利的。但真正改变鲁迅悲观情绪的，是毛泽东关于“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略。看到有关文章，鲁迅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鲁迅遂嘱咐冯雪峰将刚出版的《海上述林》“皮装本送给毛泽东，绒布装本送给周恩来”。此前一周，冯雪峰已“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是特地送给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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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铺垫之后，冯雪峰“力劝鲁迅，与周扬等论争要注意大的方向”，“应首先在政治路线上明确表态，站在毛主席的‘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来，不要在一些小问题上与他们纠缠”，“鲁迅欣然接受了我这一建议”（《为鲁迅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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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病情加重后，不能提笔著文，冯雪峰成了他唯一的代笔者。历史常常捉弄人，为文学大师鲁迅代笔，原是极荣耀的事情，但却因他代笔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不仅伤害了无辜的小人物徐懋庸，也断送了冯雪峰自己的政治生命，后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流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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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代笔，并经鲁迅修改补充的第一篇长文。此文之所以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极为重视，是因为它传达了毛泽东“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使两个口号之争，表面上偃旗息鼓。但它作为这么重要的文章，写得并不严谨，掩盖了一些历史真相。对小人物徐懋庸的声讨，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不论，笔者在《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及此案，此处不重复。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两个口号的争论的是非功过问题，谈得最完整、最全面的意见，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23日下午，对徐懋庸的一次谈话。我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关于1938年的章节，详细介绍。此处也不赘。这里要说的，是冯雪峰后来承认，文中从正面提到茅盾和郭沫若，是他说服鲁迅经其同意硬加进去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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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茅盾还系“国防文学”派，站在鲁迅的对立面，鲁迅不可能找他去商量另提口号的事。既然鲁迅在答徐文中说了，他（茅盾——引者）也就将错就错，到处这么说。其实这事还得怪我，是我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绑架”了他，也“绑架”了郭沫若，这两人在“国防文学”派中是有影响的。（《为鲁迅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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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隔阂，是众所周知的。仅举一例。1930年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东渡日本前，曾托冯雪峰向鲁迅求字，鲁迅于1932年知沈松泉访日归沪，就写了条幅《偶成》，让冯雪峰给他。冯雪峰见其中一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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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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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和鲁迅“绑架”了郭沫若、茅盾之后，文坛并未出现他们期待的“另一番更为可观的景象”。先是周扬们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质疑。接着又对冯雪峰笔录鲁迅之《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掀起声讨风浪。有人公开著文说这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假冒鲁迅之名，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中删除掉……鲁迅已去，这一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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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冯雪峰曾经对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感慨地说：“当时人手少，资料缺，又在极恶劣的环境中，赶编出来，很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错误，有些错误是人为的。当时担任编辑的是几个作家……他们看不懂就随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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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与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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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曹聚仁是192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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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晚晤语堂。夜雨。”这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接鲁迅的章衣萍是校长秘书兼文学院教授。因早在北京时就与鲁迅相识，由他登门敦请，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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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秋野》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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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北新》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搞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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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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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集外集》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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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在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涛声》周刊。鲁迅也很看重《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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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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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涛声》，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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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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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题名，编发在《涛声》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涛声》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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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南腔北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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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观周木斋之《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意。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冠名，也定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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