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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秋野》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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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北新》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搞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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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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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集外集》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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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在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涛声》周刊。鲁迅也很看重《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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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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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涛声》，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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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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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题名，编发在《涛声》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涛声》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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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南腔北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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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观周木斋之《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意。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冠名，也定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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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曹聚仁写的杂文《杀错了人》。文章认为，革命总要杀人，要杀“中年以上”，“代表旧势力的人”。鲁迅认为未触及本质，遂写《〈杀错了人〉异议》（收入《伪自由书》）。曹聚仁后来在《鲁迅评传》中说，鲁迅的话“当然说得更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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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曹聚仁致信鲁迅，请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日记，这几天有“得曹聚仁信，即复”。这是曹聚仁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从此二人越走越近。鲁迅的回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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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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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信守诺言，就在该月底写好，寄给了曹聚仁。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守常全集〉题记》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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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文集》的编辑曹聚仁是付出很多心血的。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守常文集》的，却是周作人。1933年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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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止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在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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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原本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便答应了周作人。就该书的出版事务，二人经多次通信，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文集能出版最好；如全集不能出，出选集也无妨，但不能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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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阋于墙的周家兄弟想到一块儿了，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定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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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以为，李大钊死在“清党”之前，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朋友，在国民党内曾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原是应该的，未必一定要对其文大砍大删。但是，尽管曹聚仁、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守常文集》最终未能出版。可喜的是，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先刊《涛声》，后编入《南腔北调集》。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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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曹聚仁友谊日渐加深，常常以文章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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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公开称赞别人办的期刊，并不常见。他不仅常赐稿支持，还为曹聚仁办的《涛声》例外地唱了赞歌。他发在《涛声》上的《祝涛声》说道：“《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有点奇怪”，它“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它又“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颇赞赏其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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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被捕后，关于她被处死的消息，在上海传播甚广。9月21日，曹聚仁接到鲁迅的一封信，云：“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旧诗”者即《悼丁君》一诗。后发在《涛声》第二卷三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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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鲁迅曾为施蛰存向青年读者推荐《庄子》和《文选》，与施蛰存发生笔战。二人都写了几篇相互辩驳的文章。此事系由鲁迅无端挑起。施蛰存是应《大晚报》之请，让他向青年推荐读什么书时，在印着表格的邮片上，写下了《庄子》和《文选》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信即以丰之余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篇题为“重三感旧”的文章批驳。文中有“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云云。当时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中，此类书籍多，课文多，北京大学文学系开设了不少国学科目，施蛰存向青年推荐文学遗产，何错之有？联想鲁迅在《花边文学》集里的《读书忌》一文，向人推荐：“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明人小品与《庄子》《文选》相比，其文野自有公论。还有鲁迅自己也曾捐资刻《百喻经》、写旧体诗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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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杂志上，曾在这之后，登了一幅“鲁迅翁之笛”为题的漫画。画一群老鼠应着鲁迅的笛声跳跃，意在批左翼青年唯鲁迅马首是瞻。不管此画作者有无政治背景，这种丑化、羞辱别人的行为，都应遭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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