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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杀害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应修人拒捕壮烈牺牲，社会各界救援、声讨、纪念等活动，《中国论坛》也都做了及时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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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与史沫特莱合作创办《中国论坛》，支持、宣传中国革命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支持中国革命文学揭露蒋介石残暴黑暗统治斗争，声援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及抗日运动，并起到积极作用。两人于1932年合作的《国民党反动的五年》，详尽地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残暴统治。在国内外引起重要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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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罗生、史沫特莱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办《中国论坛》的方针政策也产生歧义。这是伊罗生从斯大林立场转化为反斯大林立场引起的。伊罗生逐渐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状态，特别是斯大林在“肃反”的旗帜下排斥异己，滥杀无辜，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大搞个人崇拜，促使了伊罗生逐渐站到理性化、尊重历史的立场上来。而这一转变是决绝的。1933年11月，伊罗生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非但不再为斯大林大唱赞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这就令上海的“革命左派”大为光火。他们在一次会议上，责令伊罗生再写一篇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被断然拒绝。随后又给他一次到苏联学习的机会，以促使他转变立场“认识错误”。伊罗生再次拒绝。上海的左派们视之为异端，甚至给他扣上托派的帽子。这种“左”的倾向，和王明、瞿秋白在上海推行的“左倾”路线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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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原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他从一个亲斯大林派转化成反斯大林派，并不如一些文章所说，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裂变过程，一种近似信仰的崩溃”。伊罗生只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他的选择不是信仰主义所驱使，而只是在理性的引导下，转了转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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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史沫特莱不同。史沫特莱的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她于1929年12月自苏俄进入中国，经由沈阳、旅顺、北京、南京，1930年5月到达上海，她一直被英国、日本视为赤色危险分子，加以严密监控。甚至英国情报机关曾建议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吊销她的护照。史沫特莱一直与苏俄有特殊关系，是一个坚定的亲斯大林分子。她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多是受斯大林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与伊罗生的政治分歧，导致《中国论坛》两年后停刊，在她的眼里，与“托派的追随者”是不能共处的。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史沫特莱背叛了亲斯大林的立场，这对于她来说，或可能是痛苦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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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说说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了。这是绕不开的话题。“文革”前，因其话题的敏感性，而成为一个禁区，史学家们只能回避。当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地席卷各个领域，一切“左”的东西受到挑战，一切禁锢不断消失。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自然也再无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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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鲁迅曾亲自翻译过《托洛茨基文学革命论》相关篇章，当然不是为批判，而借来做武器的。鲁迅的确接受过其某些观点。如同伊罗生的转变对斯大林的立场，鲁迅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渐渐淡化了对托洛茨基的初衷。后来转而进行批判。到了晚年，他写《论“第三种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檄文，强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谬论”。当然，这里鲁迅为摆脱一些人对他的质疑，证明自己已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表现出了某些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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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太多尖刻、愤激的语调，用以批判坚决反蒋、坚决主张抗日的胡秋原，就匪夷所思了。鲁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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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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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章多有偏激的时候，但这般攻击一个爱国主义者，却不多见。这里有深层的东西，即鲁迅不愿被别人把自己往托派上扯。冯雪峰“遵”鲁迅“口授”而写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更明显有这种意图，历史的真相是，鲁迅与托派本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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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停刊后，伊罗生找到鲁迅和茅盾，说他想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希望鲁迅和茅盾为他提供一个选目，同时向他介绍一下中国左翼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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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此也颇感兴趣。他曾在这之前，应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之请，协助编选过小说集《活的中国》，并推荐丁玲等人的小说入选。鲁迅在译介外国优秀小说入中国的同时，也希望将中国进步作家的好小说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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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编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鲁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鲁迅与茅盾几经商议之后，拟就了三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短篇小说，并亲自为每位作家写了小传。鲁迅还为此小说集写了《〈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选）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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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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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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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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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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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拿到这些文稿并小引，三个月后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经过书信沟通，由伊罗生于1935年最后编定二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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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编讫的《附记》中，介绍说，《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是应美国伊罗生之托，由他和茅盾选出的，由伊罗生译成英文，但至今也没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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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到，直到1979年，鲁迅去世四十多年后，茅盾才见到《草鞋脚》的目录。而且与他和鲁迅商定的作品出入很大，缺少严谨治学作风，随意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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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伊罗生拿到鲁迅和茅盾为作者写的小传及鲁迅为《草鞋脚》作的小引，准备去北平前的1934年3月21日，鲁迅有“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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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宾客，在当时上海的文人圈子里，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事情，况且文坛一直有定期饮宴的传统。但鲁迅在家设宴饯行伊罗生，却轰动了上海滩。当时，上海左派多认定伊罗生是托派。鲁迅居然为这样的人治馔饯行，实在是有公开挑战左派之嫌，让人很难接受。对早就受到左派攻击的伊罗生来讲，左联的领袖能有此举，更让他不胜感慨。后来他著文回忆此次鲁迅宴请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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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但还是这样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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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是1935年7月离开上海返回美国的，在中国住了七年的他，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辞行。鲁迅的6月25日日记载：“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得胡风信。仲方来。伊罗生来。”作为1932年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的两位外国朋友之一，积极参与了三次争取民权的重大行动的伊罗生，辞别上海时，心头五味杂陈。原本是来中国冒险的，却经历与参与了中国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唯鲁迅还保持与自己的友谊。这让他格外珍惜。他回美国不久即写信给鲁迅。鲁迅是10月7日收到这封信的，其该日日记有“上午得萧军信。得伊罗生信”。鲁迅于10月16日夜，复信给伊罗生，当日日记记曰：“夜复伊罗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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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乱世，到处是纷争，人格委顿，世味已薄，鲁迅和一个关心中国文学的外国青年，能保存一份纯洁的友谊，让我们看到鲁迅身上的真实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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