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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鲁迅曾亲自翻译过《托洛茨基文学革命论》相关篇章，当然不是为批判，而借来做武器的。鲁迅的确接受过其某些观点。如同伊罗生的转变对斯大林的立场，鲁迅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渐渐淡化了对托洛茨基的初衷。后来转而进行批判。到了晚年，他写《论“第三种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檄文，强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谬论”。当然，这里鲁迅为摆脱一些人对他的质疑，证明自己已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表现出了某些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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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太多尖刻、愤激的语调，用以批判坚决反蒋、坚决主张抗日的胡秋原，就匪夷所思了。鲁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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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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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章多有偏激的时候，但这般攻击一个爱国主义者，却不多见。这里有深层的东西，即鲁迅不愿被别人把自己往托派上扯。冯雪峰“遵”鲁迅“口授”而写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更明显有这种意图，历史的真相是，鲁迅与托派本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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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停刊后，伊罗生找到鲁迅和茅盾，说他想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希望鲁迅和茅盾为他提供一个选目，同时向他介绍一下中国左翼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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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此也颇感兴趣。他曾在这之前，应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之请，协助编选过小说集《活的中国》，并推荐丁玲等人的小说入选。鲁迅在译介外国优秀小说入中国的同时，也希望将中国进步作家的好小说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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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编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鲁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鲁迅与茅盾几经商议之后，拟就了三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短篇小说，并亲自为每位作家写了小传。鲁迅还为此小说集写了《〈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选）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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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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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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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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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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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拿到这些文稿并小引，三个月后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经过书信沟通，由伊罗生于1935年最后编定二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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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编讫的《附记》中，介绍说，《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是应美国伊罗生之托，由他和茅盾选出的，由伊罗生译成英文，但至今也没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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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到，直到1979年，鲁迅去世四十多年后，茅盾才见到《草鞋脚》的目录。而且与他和鲁迅商定的作品出入很大，缺少严谨治学作风，随意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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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伊罗生拿到鲁迅和茅盾为作者写的小传及鲁迅为《草鞋脚》作的小引，准备去北平前的1934年3月21日，鲁迅有“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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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宾客，在当时上海的文人圈子里，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事情，况且文坛一直有定期饮宴的传统。但鲁迅在家设宴饯行伊罗生，却轰动了上海滩。当时，上海左派多认定伊罗生是托派。鲁迅居然为这样的人治馔饯行，实在是有公开挑战左派之嫌，让人很难接受。对早就受到左派攻击的伊罗生来讲，左联的领袖能有此举，更让他不胜感慨。后来他著文回忆此次鲁迅宴请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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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但还是这样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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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是1935年7月离开上海返回美国的，在中国住了七年的他，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辞行。鲁迅的6月25日日记载：“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得胡风信。仲方来。伊罗生来。”作为1932年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的两位外国朋友之一，积极参与了三次争取民权的重大行动的伊罗生，辞别上海时，心头五味杂陈。原本是来中国冒险的，却经历与参与了中国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唯鲁迅还保持与自己的友谊。这让他格外珍惜。他回美国不久即写信给鲁迅。鲁迅是10月7日收到这封信的，其该日日记有“上午得萧军信。得伊罗生信”。鲁迅于10月16日夜，复信给伊罗生，当日日记记曰：“夜复伊罗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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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乱世，到处是纷争，人格委顿，世味已薄，鲁迅和一个关心中国文学的外国青年，能保存一份纯洁的友谊，让我们看到鲁迅身上的真实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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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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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只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批判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政治言论最激烈、最频繁、最勇敢也最有战斗力的时期；如若将之与鲁迅春秋笔法式的政治言论相比，胡适公开的、直截了当批判国民党的义正词严，笔墨酣畅的气势，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远在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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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世上是没有如果的。历史和社会，特别是人生，只有其不可颠覆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逻辑和规律。但无论如何，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干了他一生除了开启新文学运动的大幕之外的又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反对国民党实施政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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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胡适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激烈尖锐的冲突。连他的昔日老友吴稚晖都当面痛斥他：“你就是反革命！”其实，胡适早就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表示拒绝到大学院任职，并表达了对此决不容忍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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