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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诤臣的心迹，胡适在《人权论集》的小节中，讲了清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的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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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鹦鹉正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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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我们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微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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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正要埋葬这个刚刚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民国政府，而他却要用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来拯救这个“无法无天的政治”的国家，不仅与共产党站到了对立面，而向国民党争自由、争人权，无异于触犯天条，与虎谋皮，被视为吴稚晖指斥的“反革命”，加以整肃，这是胡适的悲剧，是一切自由主义文化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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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读胡适写在1930年3月2日日记中的集《楚辞》句而成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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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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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五味杂陈，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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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里，曾到北平去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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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29年1月16日，他作为董事会董事应邀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院）董事会会议。另一目的是探望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待他19日赶到梁家时，梁启超已故去八个小时。他参加了梁氏隆重的大殓。他还回到魂牵梦萦的北京大学，物不是，人亦非，令他感慨万千地作了《三年不见他》的感怀诗，其副题是“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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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不见他，就自信能把他忘了。今天又看见他，这冷冷的心又发狂了。我终夜不成眠，萦想看他的愁、病、衰老。刚闭上一双倦眼，又只见他庄严曼妙。我喜欢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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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30年6月10日。到北平后，天天被讲演与学术活动安排得满满的。5月19日他刚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5月28日，在北上的海轮“奉天”号上，写《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意思，呼吁“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张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联想十多年前胡适与李大钊的所谓“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争论，再听这时他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的目的是主张解决实际问题，而反对空谈什么主义。况且，此次反对的是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行专政之实的政治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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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这年的10月。胡适在一则日记中说，他在北平演讲时，全场都是挤满了人，即使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者仍人山人海。北平教育界、学术界如此热情地欢迎胡适，表明在政治立场、思想感情上是站在他一边的。这令被国民党政治“围剿”的他极为感动，也更深深认识到自己肩上所负的重大责任。在该月17日的日记上，胡适写道：“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严于律己、鞭策自己、砥砺自己，他为国家民族能站立起来无畏地奋斗的心，可鉴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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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从北平返回上海的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他“言论反动，侮辱总理”。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拘捕了罗隆基。胡适闻讯，即刻找蔡元培、张群、宋子文等国民党元老，设法保释出狱。罗保释后，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新月》第三卷第三号上。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解聘罗教授职务。胡适又为罗氏奔走，打抱不平。他甚至写信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文胆”陈布雷，指责国民党砸罗氏饭碗为“失当之举动”。接着他又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篇《上蒋介石呈》为罗氏鸣屈。蒋介石不予理睬，陈布雷虽碍着情面回了信，云“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一推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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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刻胡适为朋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际，他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时蒋介石给他定性“胡适反党”，已在社会广为流传。他自己在日记中也揶揄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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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国民党、左联怎么突然站到一起对胡适“党同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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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茅盾“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时，江南的国民党舆论力量与政权力量也没放过胡适。1930年11月5日的《申报》，气势汹汹地咒骂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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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文孽之跋扈，仍猖獗不已，于中公学潮可以见之……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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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七天，上海《国民上报》又登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一篇《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不指名攻讦胡适“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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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调动舆论攻击胡适，蒋介石收到清华大学欲请胡适去当校长，请示中央时的文件后，明确表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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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胡适与国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难以调和，与蒋介石个人恩怨纠葛积怨也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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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与国民党都与胡适势不两立，共同讨伐，意味着什么？对学者胡适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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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就在这种“诡异”的共同的声讨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离开上海，回到他熟悉思念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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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后，《新月》也黯然失色，急剧衰落，勉强支撑了两年多后停刊，新月书店也盘给商务印书馆，新月派解散。至此，曾光芒四射的《新月》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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