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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不见他，就自信能把他忘了。今天又看见他，这冷冷的心又发狂了。我终夜不成眠，萦想看他的愁、病、衰老。刚闭上一双倦眼，又只见他庄严曼妙。我喜欢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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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30年6月10日。到北平后，天天被讲演与学术活动安排得满满的。5月19日他刚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5月28日，在北上的海轮“奉天”号上，写《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意思，呼吁“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张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联想十多年前胡适与李大钊的所谓“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争论，再听这时他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的目的是主张解决实际问题，而反对空谈什么主义。况且，此次反对的是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行专政之实的政治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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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这年的10月。胡适在一则日记中说，他在北平演讲时，全场都是挤满了人，即使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者仍人山人海。北平教育界、学术界如此热情地欢迎胡适，表明在政治立场、思想感情上是站在他一边的。这令被国民党政治“围剿”的他极为感动，也更深深认识到自己肩上所负的重大责任。在该月17日的日记上，胡适写道：“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严于律己、鞭策自己、砥砺自己，他为国家民族能站立起来无畏地奋斗的心，可鉴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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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从北平返回上海的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他“言论反动，侮辱总理”。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拘捕了罗隆基。胡适闻讯，即刻找蔡元培、张群、宋子文等国民党元老，设法保释出狱。罗保释后，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新月》第三卷第三号上。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解聘罗教授职务。胡适又为罗氏奔走，打抱不平。他甚至写信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文胆”陈布雷，指责国民党砸罗氏饭碗为“失当之举动”。接着他又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篇《上蒋介石呈》为罗氏鸣屈。蒋介石不予理睬，陈布雷虽碍着情面回了信，云“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一推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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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刻胡适为朋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际，他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时蒋介石给他定性“胡适反党”，已在社会广为流传。他自己在日记中也揶揄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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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国民党、左联怎么突然站到一起对胡适“党同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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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茅盾“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时，江南的国民党舆论力量与政权力量也没放过胡适。1930年11月5日的《申报》，气势汹汹地咒骂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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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文孽之跋扈，仍猖獗不已，于中公学潮可以见之……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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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七天，上海《国民上报》又登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一篇《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不指名攻讦胡适“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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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调动舆论攻击胡适，蒋介石收到清华大学欲请胡适去当校长，请示中央时的文件后，明确表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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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胡适与国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难以调和，与蒋介石个人恩怨纠葛积怨也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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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与国民党都与胡适势不两立，共同讨伐，意味着什么？对学者胡适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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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就在这种“诡异”的共同的声讨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离开上海，回到他熟悉思念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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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后，《新月》也黯然失色，急剧衰落，勉强支撑了两年多后停刊，新月书店也盘给商务印书馆，新月派解散。至此，曾光芒四射的《新月》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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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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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于1928年与胡也频再次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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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与施蛰存、戴望舒等都是同班同学。用丁玲的话说，“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当时，上海大学女生不多，学生多是从文学青年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男女生之间，还很封建。丁玲是位傲气十足的女生，看不起同窗男生。她只崇拜施存统。因为施存统写过一篇反封建的《非孝》，而暴得大名。后来，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丁玲不再去施存统那里玩，改到瞿秋白处去聊天。后来瞿秋白与丁玲同宿舍的王剑虹相恋。丁玲随王剑虹、瞿秋白等搬到慕尔鸣路彬兴里一幢楼里去住。已有家室的瞿秋白与王剑虹同居了。丁玲则独住一小屋。1924年，丁玲离开上海去北京，在那里认识了胡也频并同居。在北京，丁玲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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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恋爱，因革命和爱情间的焦虑，王剑虹忧郁成疾，最后不幸去世，丁玲从始至终目睹了他们爱情的踌躇、迟疑、焦躁的全过程，于是写了《韦护》——革命者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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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至1931年，丁玲在上海陆续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与胡也频合作）《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水》及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等。这些作品的取材、人物及文学风格，与“五四”以来从冰心到淦女士、凌叔华等女作家大家闺秀式的柔和秀丽不同，着重渲染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叛逆性格及在社会剧变中的内心骚动，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也更有深度。故丁玲成为当时左翼作家中最引人瞩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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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早期创作，多是关注青年女性，寄寓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但对作品中女性的前途是朦胧茫然的。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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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个很会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染上一层感伤。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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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写出了年轻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骚动，及找不到出路的心灵的痛苦与挣扎。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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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生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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