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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璧作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文艺编辑，手头已握有丁玲交给他的《母亲》前四章，按原计划再有三万字即可成书出版，孰料丁玲突然失踪，令赵家璧颇为踌躇。后来根据他的《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前前后后》一文介绍：“我那时考虑到不知何年何月作者才能继续把小说写完，这卷未完成的手稿，只有放进存稿柜的最后一格算了。”正当赵家璧为之不胜惋惜的时候，他在良友公司同仁郑君平，私下向他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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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的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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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平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创造社元老郑伯奇，据《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的作者葛飞说，郑伯奇是为了执行党的秘密任务，即扩大左翼的影响，而化装为“郑君平”，成为良友的编辑的。上面向他传递的“鲁迅先生建议”，是否有其事，没有资料证明，故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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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从编辑到出书，赵家璧仅用了一个月零十天，速度之快，实为罕见。而发行量达八千册，也为当时图书发行之奇迹（《鲁迅先生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母亲》出版第二天，《申报·自由谈》报道了读者争相阅读《母亲》的消息：酷热难熬的夏夜书店，读者天马“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最近出版的丁玲女士的《母亲》，打算用强注式的阅读把我纷乱的心思平静下去。这法子果然有效，不到一刻钟，周身的汗珠即被从窗外透进的习习微风吹干，芭蕉扇已从手中自然地丢落足旁”（天马《夏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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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各报刊都对丁玲被捕这一消息保持沉默，鲁迅等也多以发表旧作等方式支持丁玲时，丁玲的朋友施蛰存率先在他主编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以《编者缀语》的形式石破天惊地报道了丁玲被捕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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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到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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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还在同期《现代》发表了戴望舒的《法国通信》，其小标题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文章说，“自从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知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文章还介绍法国对希特勒的反抗。施蛰存安排这篇文章和《编者缀语》一并发表，其“指桑骂槐”以痛斥蒋介石法西斯暴行意图，十分明显。施蛰存又在《现代》第三卷第三期上，编印了《话题丁玲女士》，有丁玲、胡也频照片，《奔》手稿、《母亲》卷首插绘，并有按语：“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绑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和对朋友的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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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曹聚仁主编《涛声》则爆出“丁玲已被枪决”的消息，引起文坛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激动和愤怒，纷纷声讨国民党当局。施蛰存从抗议信中选了两封，发在8月号《现代》的“社中谈座”栏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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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或许只是那个时代上海文坛的一桩普通事件，但竟能引起社会如此大的震荡，足见丁玲和其作品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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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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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那天上海雨雪霏霏，亚尔培路办事处的小礼堂里，聚焦了当时学界各门类的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翁文灏等。他们不辞劳苦，一直聚集在精神领袖蔡元培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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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了掌控这些国宝级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指令蔡元培，将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搬到南京去。此次雨雪天召开的会议，就是听杨杏佛报告关于搬迁这一沉重话题。众专家学者讨论半日，最后还是请蔡元培院长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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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心里自然清楚，这次由戴季陶提议，国民政府同意研究所搬南京，是冲他避居上海，远离南京控制，消极抵抗而来。在上海建研究院，是蔡元培从一个基金会弄来的钱，国民政府连一个子儿都没拨过，凭什么要强迫搬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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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记得因为自己几次提出辞去中国研究院院长职务，1929年秋，蒋介石曾亲自到他的上海住所看望他，苦口劝他不要辞职，还是到南京继续当院长。此次又以戴季陶来压他，他不满地对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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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要员中，很多人与中央研究院过不去，借此报复我与他们不合作，让我们搬到南京，无非是在天子脚下，好管我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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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央研究院的这次会议，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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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由杨杏佛急急忙忙地送到蔡元培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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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乃经历过大世面之人，政治风雨里早就磨砺得稳健沉雄，他看了看“决议”轻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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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老蒋如何对待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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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杨杏佛多方疏通，加上老蒋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不久又和阎锡山、冯玉祥翻脸，中央大战已在所难免，无暇他顾，搬迁之事，又放下了。另外，当时日本在上海也搞“对支文化事业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中央研究院留在上海，也是形势之所需。当然，蔡元培因此与南京不少重臣结怨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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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虽经费拮据，内战破坏，还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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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宅村，发现并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殷墟。蔡元培虽未亲临现场，但给当地军政大员多次写信，才使兵乱匪祸没有殃及考古发掘现场。结果发现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将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此奇迹，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该发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识的李济。1924年在山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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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时，发表了《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蔡元培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成为地质研究所创始人。他的《冰期之庐山》，在国内外获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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