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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适的一边。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张煌言,崇祯时的举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清兵入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入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钱肃岳率军北伐。张率军经宁国、徽州北上。因郑成功兵败,深入无援,又返回浙东,居悬岙岛(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张苍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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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镛出身名门,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为官。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亲任校长,并兼教授。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中西合璧,办学有成。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是穷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编辑、出版了《四明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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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丛书》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种,极具文献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藏于宁波天一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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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新月》的言论。胡适还在信中表示,他们看过之后,“该‘没收焚毁’(国民党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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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信,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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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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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字元瑞,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与胡适同乡。万历中举,屡试进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图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其幼能诗,承建安七子诗风而有变化,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很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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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吴晗再次写信给胡适,告之蒋廷黻先生劝自己研究明史。胡适致信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信中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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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还以自己多年治学经验,从五个方面解答了吴晗所提的几个问题,并将有关学者谢国桢、孟森及其著作介绍给吴晗。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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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二十几天前,胡适为了安排吴晗的学习及工作,已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张子高写信,向他们推荐吴晗。信中说:“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胡适还建议请清华的教授读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应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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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身。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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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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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口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体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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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种种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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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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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个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一口气批评了陈源、胡适、牛荣声、刘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奉蒋如,对大局有所垂询……”,再次对丁、胡进行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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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胡住在北戴河莲蓬山一座别墅里。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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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17日,胡适携儿子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告别海浪沙滩,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学第二学期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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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以后,发生了令中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队引爆埋在南满铁路上的炸药,将铁路炸断,却造谣指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然后在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寇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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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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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皆言国民党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实并非如此。作家王树增在其长篇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中说:“1990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按照张学良的说法,“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冲突就不会扩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动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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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后来以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史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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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原本平静教书治学的生活,已弭平胡适因批评国民党专制带来的伤痕,寂静的书斋也消退了胡适在上海的政治热情。尽管治学和教学的环境深受影响,而心志有些遗憾,但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又在他身上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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