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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战胜病魔，强健身体，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战争的繁重工作。1945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老舍还应宾夕法尼亚州女作家，后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之邀，在为受伤的“二战”军人举办的盛大晚会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显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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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在她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记载了这次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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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表演精彩非凡，简直是美妙无比的舞蹈，深深地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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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善于讲演。讲演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活。舒济在《老舍讲演集·后记》中说，他曾有一百七十多次的讲演记录。1936年在北京大学做《闲话创作》讲演，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大礼堂里“俱无立足之地了”，“可以说打破了历来公开讲演的盛况”。没有好身体支撑，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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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在北京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十号自家的四合院里，已五十三岁的老舍还拜皮鞋厂李经理为师，学习太极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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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精彩的是，1965年春，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一个月间，结交了不少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一次聚会，在未经安排的情况下，老舍与日本年轻的剧作家城山三郎进行了一次交手武术表演。后来城山三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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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瘦小体弱的老舍先生，走路离不开手杖，居然一出手，就差点使我跌倒，败下阵来。不知老舍先生体内蕴藏积蓄了精气，真有功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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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岁的老舍，继承了自己民族强烈的崇尚武功的精神，一生习武，坚持不懈，使他强健身体、精力充沛，为实现文学梦想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可惜，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一生“练武学文，扶危敬老”的老舍，连自己都救不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为抗议非人性的政治迫害，也为自尊，而自沉太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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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老舍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猫城记》。次年4月连载完，历时八个月。《猫城记》这部寓言体式奇幻小说，是老舍创作生涯中重要的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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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城记》以猫城影射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是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深刻思考。用王瑶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的话，主要是写“国民性弱点……与改造国民性有联系”。又有人说，“猫人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被吴敬梓到鲁迅这一系列作家所鞭挞过的‘国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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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挞“国民性”，这是个极严肃的主题。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关注过，老舍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并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思考和表现这一课题。老舍的小说、话剧所包含的他对于民族心态中一些消极症候的真切把握，以及忧虑与批判力度上，甚至超过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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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城记》正在《现代》连载的12月，胡风应《文学月报》主编周扬的邀请，撰写了一篇题为“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的长篇评论，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的第五、第六期上，署名谷非。胡风在文中称，他所批评的是在《现代》杂志第一卷上，张天翼、魏金枝、穆时英、杜衡、施蛰存、沈从文、郁达夫、巴金、靳以、马彦祥、沉樱、汪锡鹏、严敦易、彭彤杉等十四位作家所创作的“全体二十三篇（除掉未完成的《猫城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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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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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者们以为站在第三种人的中立的客观立场上，可以把握到客观的真实，殊不知他们的认识大大地受了他们的主观的限制。为了他们“艺术”的前途，我们诚恳地希望作者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和新兴阶级的主观能够有比现在较好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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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初登文坛，便以“左倾”机械论指导上的“政治艺术一元论”的霸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一干优秀作家如巴金、沈从文等十四位作家全部打成“第三种人”。联系后来他与周扬之间长期的殊死争斗，不难看出，他们的分歧只在宗派主义，在文艺理论上并无差异，都是“政治的正确就是艺术的正确”那套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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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当时，胡风的文艺观，也遭到迎头痛击。苏汶在他的《一九三二的文艺辩论之清算》（《现代》第二卷第三期）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批评胡风摆出一副无产阶级批评的架势，实乃以阶级划分作家的“左倾”宗派主义，毫无道理地把进步作家打成“第三种人”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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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反批评《我的自辩》（《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也批评胡风“拿出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来机械地套作品，只讲政治，而根本不顾及“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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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城记》尚未连载完，故老舍因“未完成的一篇”，侥幸逃过胡风的批判。老舍虽未对胡风进行反批评，却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胡风的鄙视。1934年，他在小说《抓药》中，塑造了一位名叫青燕的“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把作家往死路上逼的评论家。该小说别具匠心地借用一个叫二头的农民的嘴骂他“揍死个狗东西”，意味深长，让人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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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胡风仍视老舍为中间派，对老舍能被任命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一职深为不满。他认为这一差事是军委会政治部为延揽国内外知名人士而特设的。此乃每月有二百元车马费，“挂名拿钱”的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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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了老舍的《“五四”之夜》，这是《七月》唯一发表的老舍的作品。胡风评价说，老舍“写了一点现象，没有内在的东西，只好把开头的一段空话去掉发表了，应一应景”（《胡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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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却非常推崇老舍的《“五四”之夜》，是极具眼光的。即便今天重读《“五四”之夜》，也不能不赞叹，老舍是用他的眼睛、耳朵和“心灵”，记录和呈现了重庆遭受日寇轰炸时，中国作家周文、罗烽、赵清阁、宋之的等瞬间的行为、心灵的反应，为抗战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剪影、一段珍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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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7日，重庆隆重召开了“老舍创作二十年纪念会”。胡风做了题为“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的发言，对老舍的创作、人品，第一次做了正式的评价。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前期的作品，“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旧风流’，那里面还有着流到现在以至将来的血脉”。他对老舍抗战时的创作评价也不高。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来做“救急”的工作，是“落进了当时一些理论家所犯的误解”。虽然，胡风的文艺观念由“政治文艺一元论”改为二元论，政治与艺术分论，可见受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他对老舍的成见，似并未改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胡风身陷囹圄，也未改变对老舍的看法。不过，胡风看不上老舍的作品，只是透明、干净的文艺之争，与个人恩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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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故都北平城的老舍，对这座日渐衰败的古都里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更为了解。清朝已灭，八旗再无金鼎玉食，城市平民多以当警察、拉洋车、街头卖艺、做小买卖甚至沦落八大胡同做皮肉生意为生。因此，老舍的创作实践中，常常对这些平民的命运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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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写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小说通过一群在政府供职的公务员无聊的生活图景，揭露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小说后面部分还从侧面抨击了特务制度的丑恶，开拓了小说一个新鲜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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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将幽默笔法注入小说创作，乃是他的艺术特色，但在初期把握尚欠火候，并因此遭到非议。他并没有因此放弃那种在本民族生活环境下与生俱来的幽默艺术个性。早期他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他把幽默只当外加的笑料，附丽而不是融于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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