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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们都说老舍以长篇小说见称,或以话剧为人所乐道,其实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也很精彩。如《月牙儿》写本分的母女两代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悲惨命运。天真无邪,对皮肉生涯一无所知就沉沦毁灭,使悲剧意味更为强烈。《月牙儿》是以一种富有抒情意味的语言,讲述两个善良女性被毁灭的悲惨故事,使悲剧性更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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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以北平城里的平民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是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之职,成为专业作家后的首部长篇。对于小说主人公祥子,老舍早就听坊间说,有个车夫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经历,非常熟悉车夫生活的老舍,以他小说家的艺术敏锐,认定这个车夫具有典型意义,“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便“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最后写成关于一个车夫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的悲剧命运,从而揭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的《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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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肇始以来,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等作家都写过人力车夫。从对人力车夫的深刻了解,小说《骆驼祥子》在局部生活细节体察入微和从其灵魂深处的喜怒哀乐的把握上,以及祥子们与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联系,融会贯通的体验、展示上,是远远超过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的。说到新文学史上称得上典型人物的,与鲁迅的阿Q、巴金的觉新相比较,祥子算是最具光彩的文学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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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祥子,大胆泼辣、有点变态的老姑娘虎妞,霸道凶残的车主刘四,欲起又落的二强子,忍受迫害的曹教授,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小福子,也都个个鲜活,成为“陌生的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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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骆驼祥子》在展现古都北平色彩斑斓的生活风光时,小说的时代背景就显得薄弱、凝滞,看不到那个时代涌动的社会变化。小说浓重的悲剧气氛,显示了强大的批判力量。有人批评,小说只有阴郁绝望,而毫无希望。这不是《骆驼祥子》的不足,也不是老舍的过错。这种悲剧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也是老舍清醒严谨的现实主义特色。左翼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旨的作品时,总是给人物以出路,以希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谁写出一部超越《骆驼祥子》的作品。因为加上光明的尾巴,既违背了历史的真相,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艺术规律。“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炮制了八个“样板戏”,个个都是歌颂光明和英雄的,但骨子里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唱颂歌,而掩盖反人类政治的罪行的。奇怪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亲手炮制的“样板戏”,现在仍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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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巧不成书,《骆驼祥子》在1945年,由美国人伊万·金翻译成英文,改名“洋车夫”时,还真的将悲剧结局改成团圆结局。遂了某些中国评论家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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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金的译本《洋车夫》成了美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的畅销书。被老舍评价为“译笔不错”的《洋车夫》,让老舍的小说真正走向了世界。该译本影响巨大,带动了老舍的其他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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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车夫》不仅“译笔不错”,而且装帧华美,黄色布面精装,内附五十多帧线条流畅、生动形象的速写插图。从妇女的头饰、男子的长辫来看,故事发生在北洋军阀时期,这无疑与《骆驼祥子》所描写的民国初的社会生活有出入。翻译者并没有北平的生活经验,对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有关北平的生活、风俗、气象、景物多是望文生义,错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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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还画蛇添足地添加了人物与故事情节。比如让清华大学女大学生高喊“出版自由”,“打倒密探”,“驱除政治中的腐败”,“言论自由”等革命性的口号,这显然是伊万·金并不了解北平的社会状态而按西方人的观念,硬加给女大学生的东西。这怕是左联的革命作家们都望尘莫及的革命行动。但这一切充满了进步色彩的拔高,违背了北平真实的政治生态,也不是老舍在那个时代对革命者形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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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结尾,更是狗尾续貂,将小福子沦落“白房子”,最后上吊自尽,祥子也彻底堕落的悲剧,改成祥子抱奄奄一息的小福子冲进树木,他们活着“自由了”的大团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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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金让祥子不要堕落、绝望,给他安排了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是为了顺应、迎合美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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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原著的意愿,擅自对《骆驼祥子》的结构、人物、题旨进行篡改、“归化”,老舍是不赞同的。这也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翻译作品原则的错误行为。然而,正是伊万·金这样的译本,使老舍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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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骆驼祥子》同时发表的,还有在《论语》上连载的长篇《文博士》(发表时名为“选民”)、中篇《我这一辈子》等。《我这一辈子》通过一个巡警的自述,呈现了一幅北平底层社会悲惨阴暗的图画。小说在对不合理的世道表述了愤慨的同时,还喊出“这世界……换个样儿”,对旧世界予以彻底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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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37年,曾在天津《方舟》杂志连载前四章的小说《小人物自述》,值得一提。《小人物自述》发表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刊物的消失,也消遁了,连老舍自己都不知该小说之所终。直到老舍去世十多年后,才被文学界意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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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小人物自述》在题材、人物、社会背景上,与老舍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些相似。区别只在于,《正红旗下》描写的满族生活场景是《小人物自述》中所没有的。想来也好理解,在民国时期,社会上的“排满”情绪尚普遍存在,老舍有意地回避了。老舍在1942年写的《入会誓词》中说,“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遂不续写”。后来,连原稿也散失了。《小人物自述》当属这两部长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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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1950年开始发表《饥荒》),开始重回市民社会,写沦陷的北平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精神。《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主要情节的舞台都在老舍出生的那条小胡同,这是因为老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的深深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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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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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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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穷苦的满族旗人家庭。父亲是一个月挣三两饷银的皇城护军,为了保卫京师,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死亡。从此一大家人“全仗母亲独立抚养”。老舍在《我的母亲》(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写道:“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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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倔强、为人热诚的满族下层劳动妇女,在精神上也哺育了老舍。生活的贫困与艰难,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和对于古城平民的同情。强烈的平民意识,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对老舍走向人民艺术家的道路也予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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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出身、经历及个人独特的艺术气质,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视角和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在题材上突破了新文学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拓展到市民群众中去,这是老舍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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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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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是《骆驼草》周刊的真正编辑者,这与周作人对他的器重和信任自然分不开。废名从《语丝》到《骆驼草》,一直追随周作人,他的所有小说集都是由周作人包办作序。可见师生间的情谊之深。废名在散文周刊《骆驼草》上发表的《莫须有先生传》和《桥》,本可属小品一类,但废名归到自己的小说集。周作人在给废名的小说集《桃园》作跋时说:“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肯定其小说是诗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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