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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原著的意愿，擅自对《骆驼祥子》的结构、人物、题旨进行篡改、“归化”，老舍是不赞同的。这也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翻译作品原则的错误行为。然而，正是伊万·金这样的译本，使老舍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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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骆驼祥子》同时发表的，还有在《论语》上连载的长篇《文博士》（发表时名为“选民”）、中篇《我这一辈子》等。《我这一辈子》通过一个巡警的自述，呈现了一幅北平底层社会悲惨阴暗的图画。小说在对不合理的世道表述了愤慨的同时，还喊出“这世界……换个样儿”，对旧世界予以彻底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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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37年，曾在天津《方舟》杂志连载前四章的小说《小人物自述》，值得一提。《小人物自述》发表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刊物的消失，也消遁了，连老舍自己都不知该小说之所终。直到老舍去世十多年后，才被文学界意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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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小人物自述》在题材、人物、社会背景上，与老舍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些相似。区别只在于，《正红旗下》描写的满族生活场景是《小人物自述》中所没有的。想来也好理解，在民国时期，社会上的“排满”情绪尚普遍存在，老舍有意地回避了。老舍在1942年写的《入会誓词》中说，“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遂不续写”。后来，连原稿也散失了。《小人物自述》当属这两部长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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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1950年开始发表《饥荒》），开始重回市民社会，写沦陷的北平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精神。《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主要情节的舞台都在老舍出生的那条小胡同，这是因为老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的深深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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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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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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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穷苦的满族旗人家庭。父亲是一个月挣三两饷银的皇城护军，为了保卫京师，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死亡。从此一大家人“全仗母亲独立抚养”。老舍在《我的母亲》（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写道：“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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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倔强、为人热诚的满族下层劳动妇女，在精神上也哺育了老舍。生活的贫困与艰难，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和对于古城平民的同情。强烈的平民意识，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对老舍走向人民艺术家的道路也予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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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出身、经历及个人独特的艺术气质，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视角和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在题材上突破了新文学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拓展到市民群众中去，这是老舍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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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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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是《骆驼草》周刊的真正编辑者，这与周作人对他的器重和信任自然分不开。废名从《语丝》到《骆驼草》，一直追随周作人，他的所有小说集都是由周作人包办作序。可见师生间的情谊之深。废名在散文周刊《骆驼草》上发表的《莫须有先生传》和《桥》，本可属小品一类，但废名归到自己的小说集。周作人在给废名的小说集《桃园》作跋时说：“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肯定其小说是诗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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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的诗小说或曰散文化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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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如《北平通信》，是写童年回忆的。从北京少雨、少雾、干燥的天气，忆起儿时在长江畔总能看到的“湿意的云”。是写故乡，又是写北京。《五祖寺》视角独特，写六岁的自己，在“一天门外”等待上了五祖寺的母亲和姐姐回来的情景。“最可赞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觉苦恼，忍耐又给了他许多涵养。”“那里等于一个凉亭，半山之上，对于上山的人好像简单一把扇子那么可爱。”一笔未写五祖寺，却笔笔都落在寺上。而今日几去五祖寺游览，已再无童年的意趣。这类小说崇尚平凡，多写生活情趣，颇有禅味。《打锣的日子》《放猖》等，也将童年的感受与禅意的暗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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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写童年回忆的明净不同，废名的另一类散文小说是议论性的。多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解。鉴于废名文学功底深厚，其观点取自阅读经验，颇为独立不凡。《孔门之文》写孔门的学生；《陶渊明爱树》为诗文新释；《三年两竿》说六朝文章是“乱写”的，正是不刻意为文，方能随性挥洒，于冲淡朴纳中显露深意。所以废名心仪和借鉴六朝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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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给废名小说集作的序中，表达了自己极喜欢废名的乡土写实、流露寂静之美的小说。鲁迅一开始觉得废名小说尚可，但后来评价不高，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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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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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此评显然失当。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人就颇不赞同。朱光潜以笔名孟实，写《〈桥〉》（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文，肯定地说，“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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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从文、朱光潜看来，废名的小说《桥》，除了如一般小说一样都反映农村风景和风情、风俗之美外，还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而早期对农村小人物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已转向对人间社会人生的“真”与“梦”的营造与编织。小说中小林天真快乐的乡塾生活，他和史家庄美丽的琴子青梅竹马的日子，长大后小林辍学回乡，同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细竹三人的微妙感情关系，是那么宁静、和谐，有波澜却不惊，构成了一曲世外牧歌般的交响乐。小说没有回避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无意淡化人性丑陋，而着重呈现人物自重自爱、返璞归真的性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表达了废名身处乱世中，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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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是位参禅打坐的居士，他的小说将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与东方禅宗思想两相融合，他是利用小说纯粹的童心，抒发自己在人生困顿到乐天知命的人文情结。另外，小说中的人物隐逸的气息浓重，貌似放浪形骸，实为表现知识分子心中的困惑和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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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小说为我们贡献的独特文本，比其小说提供的对生活与人生的文学性阐释更为重要。废名的小说淡化故事，重在烘托诗境，正如后来汪曾祺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中所说，废名是中国20世纪“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开山鼻祖，对“京派”文学的渗透力极大。“京派”小说坛主沈从文，还有芦焚（师陀），甚至汪曾祺、何立伟，都从废名那里汲取过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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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时家乡的枫柳、沙滩、小桥流水，县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宗圣地，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1922年北上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表作品时，使用“废名”之名。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其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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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骆驼社创办《骆驼草》时，周作人让废名做实际编辑者，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骆驼草》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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