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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下半年，因编《莽原》的韦素园没有发表高长虹好友向培良的稿子，便对韦素园不满，并迁怒鲁迅。他在1926年写的《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狂飙》第一期）中，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在下一期《狂飙》之《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则换了口气，嘲笑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章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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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长虹批评鲁迅的同时，也批评了鲁迅的死对头陈西滢（陈源）。1926年年底，鲁迅到厦门教书。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以及1928年6月写作的《〈奔流〉编校后记》等文中自然以更难听的语言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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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狂飙》停刊后，以笔名燕生在《语丝》发表《吊与贺》，文中多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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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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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鲁迅与高长虹两方的交恶及相互嘲弄的文字，似看不出有什么难以调和的恩怨和重大的政治分歧。更多的是文人间的意气用事。鲁迅对同类作家如徐懋庸、沈从文等人滥加挞伐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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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与鲁迅闹僵，远走上海，复活“狂飙运动”。1926年年底，鲁迅到上海定居前，《狂飙》周刊再度问世。高长虹也迎来创作丰收，《走到出版界》（杂文集）、《献给自己的女儿》（诗集）、《游离》（小说散文合集）等相继问世，可谓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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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高长虹的作品，其思想充其量只是唱唱“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高调，毕竟只是“虚无的反抗”。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看似炮火很猛，但多伤及进步的文学营垒。自己便在文坛孤立，几成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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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穿越“狂飙运动”的迷雾，认真研究高长虹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见他还真是给文学史提供了可资鉴赏和鉴别的诸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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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高长虹的一生，经历了曲折动荡的时代风云和特异的生活经历，始终不懈地追求光明，从未与黑暗势力为伍。他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他信奉尼采，独尊尼采哲学观念，却藐视一切权威。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加上他那不合时宜的狷介孤傲的性格，让他最终未能走出有点悲剧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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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高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见高长虹的名气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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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大，脾气就大。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特给他发了请柬，他却以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搞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爱好为由，拒绝参加。成了受邀请，唯一“因故”未参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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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己是研究经济的，却偏偏写了一部政治著作，因其观点与斯大林相悖，不能出版，竟声明要与苏俄铁腕人物斯大林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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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与友人能倾心而谈，如发生争议，后来自知错了，他马上承认并改正，绝不文过饰非。但对朋友之外，不能交心者，一律“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轻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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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是个不会生活的人，有钱即挥霍。他曾到香港、日本、欧洲等地游历，无钱就颠沛流离，有时睡在大街的商店屋檐下，买不起火车票就搭乘煤车赶路。但他可以几天食不果腹，却坚持到图书馆阅读查资料，编字典。他甚至不惧被捕危险，认真阅读列宁著作，研究马列主义辩证法。确如他自己所说，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于研究经济，甚至学习开矿，以图报效国家。他是怀着爱国热情，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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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延安，与鲁迅发生矛盾并相互攻讦的高长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还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享受单独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应邀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不时到诗歌朗诵会上当嘉宾。但性情狂怪的他，禀性难移，竟然拒绝边区政府让他任文协副主任的邀请。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权的、曾在上海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屈尊到驻地请他去延安最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做报告，他对鲁迅原本就不屑，便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这让极左的周扬都望尘莫及，只好呆呆地望着高长虹。据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问高长虹想到哪个解放区去。高长虹的回答是，想去美国研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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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的个人悲剧是，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国共两党为夺取政权激烈搏杀的时候，反对政治上的权威，也反对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权威，太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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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随着革命进程，由性格的孤傲转化为政治的孤独，是其命运的必然逻辑。20世纪50年代，有人在东北局宣传部的招待所里，看见了这样的高长虹：“一个人坐在面墙的桌子边吃饭，满头白发，不言不语。”（《高长虹，不合时宜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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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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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陈独秀被捕，文化界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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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是继续内忧外患的一年，也是北平知识分子“坚持独立发言”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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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戳穿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又写《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及《攘外即可安内》等文，以其所向披靡之锋芒，与国民党政治宣传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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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留学欧美归来的有社会影响的学者，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号响亮提出“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如丁文江等人，和胡适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就争论了一年，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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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周刊，“说平实的话”，“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坚持独立发言”，并且都以实名发表，赢得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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