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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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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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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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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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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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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巩为招宴者。何其巩即何克之,原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36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沦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国大学从不挂日伪旗帜,不接受日伪一分钱的资助,校内无一日伪官吏。作为一个多年在旧军政界任职的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官员,他与日寇不即不离,在灰色地带做了不少的事。他参加过不少日伪的活动,但不助纣为虐,特别是受日本宪兵队怀疑拘传,以沉默绝食自保。何克之不是爱国志士,却也不是汉奸,怕连“亲日分子”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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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钱玄同的日记对此次宴请没有记录。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与之相关的信息,钱玄同当日电话约周作人,“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孔德学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学校,钱玄同不仅在该校兼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数年在此居住,与该校渊源颇深,是多年为孔德学校尽心尽力的“五四”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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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出席何克之的玉华台之宴,应视为与“孔德事”有关。况沦陷下的北京,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日本人影子的社会空间里,如同剃头匠不能不为日本人剃头,引车卖浆者也不能不卖给日本人,老师不能不领日伪发的薪水,与日本人有一两次礼节性的接触,岂能与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管其机构中的一部分的汉奸勾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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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玄同生命最后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儿子秉雄去三道湾慰问,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见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记录了这次拜访,二人谈话时,“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这证明钱玄同极重感情和私谊。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水的情况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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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距最后一次见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严冬寒风肆虐的北平城,钱玄同因高血压致脑溢血亡故。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祭悼活动,送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国学大师。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陕西的北师大旧同事们,以西北联大的名义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老朋友许寿裳为他送的挽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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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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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先后辞世,不啻国学的重大损失。好在,作为文化大师,他们的灵魂已铸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人们不会遗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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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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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过:“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岁月淘人,尤其未曾叱咤亦未曾煊赫的人,于世间,如同匆匆过客。好比刘半农,连各种文学史都轻描淡写,更何况当下追逐滚滚红尘的年轻人,即便文学系的大学生,或只知他曾与钱玄同客串,演过一出《复王敬轩书》双簧,痛驳国粹派的那段佳话而已。或顶多看过胡风写的《五四时代的一面镜子》,说刘半农是“平凡的战斗主义”者,有一种不妥协的硬汉精神,“始终没有离开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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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身处破旧立新时代的刘半农,是个富有理性的战士和个性鲜明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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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看“五四”以来的文化骁将及革命文艺战士们,从文学到文化,求激进巨变,都有急躁极端的心理倾向,常常导致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的倾向,尤其更易导致以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衡量。举凡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包括在共产国际指挥和“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左联,他们提倡并实践的所谓“革命文学”,恰恰与文学、文化的健全发展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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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悲剧,也正在于他对一切都批判,都否定。比如对国学、文学传统、汉字,对国粹京剧、中医,无不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说到京剧,不妨听听刘半农的意见。他在《梅兰芳歌曲谱·序》中对京剧反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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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所以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踢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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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是位自由主义诗人,但他对待文化及文化遗产的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培植了知识分子磅礴的个性精神,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同时高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动荡,有人继续高歌猛进,有的渐失去“战士”的锋芒。刘半农后来下苦功夫研究语言学,“战斗”变成“青灯古卷”。在研究语言学时,砥砺精神并没有消遁,于寂寞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由“叛徒到隐士”的命运,是悲剧还是正道,留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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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刘半农在编自己的《初期白话诗稿》时,在为之作的序中慨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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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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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序中,还曾提及另一位“五四”作家陈衡哲,她说到早年创作白话诗时,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说明刘半农、陈衡哲都深感新文化运动的迅猛与自己的落伍。遥想年轻时的激进,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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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少时在家乡念私塾,后以江阴考生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与后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同窗。1911年,刘半农与这几位同学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回乡当小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又与其二弟,后成为音乐家的刘天华赴清江参加革命军。1912年,离开军队回乡,向人借得五块大洋,同刘天华闯荡上海,加盟开明剧社,兄为编剧,弟任音乐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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